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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请战的南都首席记者武汉带队采访,硬核记录“医生敢死队”
2020-03-16 17:32:00 

    38岁的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刘军毕业于体育新闻专业,一入行却做了调查记者。2011年进入南都以来,他采访过全国两会,也是聚焦民生、监督公权的品牌栏目《周一见》的统筹记者和供稿主力。无论在哪个报道领域,他“硬核”的底色从未改变。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南都派出报道组奔赴疫情最严重的湖北武汉,此前已“三次请战”的刘军被任命为组长,后期又任整个广东报道团的领队。

    刘军说,在前线每天结束采访后,他会整理归纳第二天报道重点,发给同事参照,而后才能研究自己的选题;为了提高出稿效率,凌晨4点躺下、睡4个小时囫囵觉是常事。

刘军在武汉同济光谷医院ICU采访“医生敢死队”前在椅子上休息,避免出汗,以免护目镜起雾。

    2月5日至今,他已带队驻守武汉一个多月。除了协助同事,他自己四次进入病毒浓度极高的“红区”(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所在病区),先后推出《一对武汉夫妻的生死劫》《武汉“医生敢死队”》《武汉大决战》等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为了观察细节,他曾距离重症患者不足半米,因此被称为“离死亡最近的记者”之一。

    刘军说,动笔写“医生敢死队”前,他在驻地哭了一场,眼泪哗啦哗啦的:“什么叫‘敢死队’?就是明知危险,还抱着必胜的信念冲上去。说得简单一点,就是职业道德。”

他认为自己的职业道德就是“到现场去”。

    三次请战

    2020年1月23日,一封医护人员《请战书》引起了刘军的注意。它是由17年前赴小汤山抗击“非典”的南方医院医疗队全体队员写下的,每个人都按了手印。

此时,距春节还有2天。原本计划年尾做个小手术的刘军,眼看疫情在武汉爆发并蔓延至广州,坐不住了。1月23日晚,他向报社相关领导表示,如果需要,打算留守广州报道疫情。之后,他退掉次日回湖南老家的机票。

    1月24日除夕,下午,刘军在南方医院面访《请战书》发起人、当年医疗队队长郭亚兵。郭亚兵的对话稿写到一半,刘军收到新消息:郭亚兵已被任命为广东省援助湖北医疗队领队,将率领第一批130名医务人员星夜出发,增援武汉。

    刘军立刻向报社领导申请前往武汉。报社最终决定,让视频兼摄影记者赵明先去。

    此后一周,刘军继续在广州报道疫情。2月2日,他第三次向报社领导请战。两天后,报社领导通知他,决定加派几名记者到武汉。

    当晚,刘军收拾行李,第二天就和同事钟锐钧、刘威一起,跟随广东省第二批援助湖北医疗队的队员进入武汉。

    走进去,沉下来

    抵达武汉后,刘军在微信群里给同事减压:“要相信,我们都是年轻力壮的,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就我(38岁)跟钟锐钧(36岁),他经常健身,我喜欢运动。就算在极端情况下,我们也能扛过去。”

到武汉第二周,刘军采写的《一对武汉夫妻的生死劫》在南都客户端推出,浏览量突破了2000万。短视频同事也频出佳作,在展现疫区真实情况的同时传递信心。

    2月中旬,刘军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下称“同济光谷医院”)采访,获悉这家目前专门收治新冠肺炎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的医院,设有床位800多张,驻扎着17支来自不同地市的医疗队,出入管理严格。

    他意识到,这里必定有很多故事可挖。但他并没有急于发稿,而是觉得,“有些东西写出来有噱头,我告诉自己,沉淀下来,做点好东西”。他希望把报道节奏放慢一点,但务必采访充分,同时给自己留下思考的时间。

    2月17日,刘军第一次获准进入同济光谷医院,悉心观察医护人员的工作,旁听他们的讨论。

    每天一大早,医院召开17支医疗队的领队会议,主要交代日常工作;下午,则是战时医务处会议,专抓医疗质量。让刘军印象深刻的是,战时医务处会议会议一上来就是公布各队责任病区的死亡率,从高到低排序,排在最前的医疗队急得坐不住。

    这个细节,后来被他写进深度报道《武汉大决战:命悬一线女孩争论中被救活,90多危重症到关键时刻》中:

     “‘XX队死亡率5.26%、XX队3.64%、XX队3.57%……。公布这个死亡率的数据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要引起大家高度重视,要想尽一切办法降低死亡率。”

 ……

    每天的疑难与死亡病例讨论会之前,刘继红首先都会公布17支医疗队的病亡率,而且从高到低进行排名。这个有偶然性的排名,让各个医疗队丝毫不敢松懈。在大家看来,病亡率和医疗队的医疗水平相关,而医疗水平的表现影响着自己医院的声誉。”

    战时医务处会议后,紧接着是疑难与死亡病例讨论会。对刘军而言,会上的那些专业名词和英文缩写有点难懂,但他连着采访两天,获悉一个重要线索:在同济光谷医院,20位麻醉科医护组成了一支插管小分队,他们自称“冲锋队”,其他同事敬称他们“医生敢死队”。

    遭遇高危90秒

    当刘军正式提出,想近身采访“医生敢死队”的插管过程时,医院有些迟疑,他们担心记者的安全。经过多方协调和努力,院方最终同意了采访申请。

    机会来之不易,每个人都提前做足准备。刘军一连3次进入同济光谷医院ICU病房预采,为了熟悉环境,确保正式采访能够一次完成。

    他对报道的设想是,文字、图片和短视频报道同步,相互配合又独立出稿,形成一组全媒体作品。在广州时,他和摄影记者钟锐钧、视频记者刘威分属不同部门,很少有机会合作,但到了武汉,几乎不需要磨合。刘军说:“其实我会拍摄,钟锐钧可以写文字稿,刘威的新闻点抓得也不错,我们在一起会相互启发;自己想做什么,简单一讲,其他人也就懂了。”

    2月20日上午8点半,临出发前,刘军在群里再次叮嘱同事注意安全。同事钟锐钧主动说,这一次自己会站远一点,“直接长焦特写过去”。刘军提醒:“在里面避免弯腰,动作要缓慢,不然防护服会吸进去空气。”

    上午10点,三位南都记者到达同济光谷医院。他们和值班医务人员一样,做了标准的三级防护,但操作插管的麻醉科医生比他们还要多戴一层手套,接近患者口鼻时,他们还会将防护面屏换成罩在头上的负压面罩。

插管术开始后,为了观察细节,刘军越凑越近,被医生和同事提醒,于是他站到了患者床尾。最近时,刘军离患者不足半米,离打开的口腔只有一米左右。

    那一天,刘军和两个同事在ICU病房呆了近3个小时,近距离采访拍摄了多个“高危90秒”——为了病人安全,也为了减少医护人员暴露,“90秒”是插管小分队内部给每一例插管操作限定的时间。

那天从病房走出来,刘军就知道,这一定会是有价值的报道作品。担心自己“表达的刀有点钝”,他一个人在宾馆,从晚饭后写到了第二天凌晨5点,成稿6000多字,之后又改了一遍。

    “麻醉科医生杨萍小心翼翼打开患者口腔,含高浓度病毒的空气朝她的脸弥散开来。这是一例困难气道患者,杨萍尝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插管成功。操作时间越长,对患者越不利,她的脸泡在高浓度病毒空气中的时间也越长。站在旁边的高峰见状,过去帮忙,管子才顺利插进气管……”

    2月23日,《武汉医生敢死队:高危90秒与病毒源最近,最怕晚上ICU插管》在南都客户端推送,第二天浏览量已是999万+,还被新华社、央视、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平台广泛转载。同题摄影报道和短视频报道,也有不错的传播效果。

    同济光谷医院的医护人员们看到报道,找到刘军说:“我们的工作,被你们体现出来了。写得真好,拍得真好!”

    如今,疫情尚未散尽,刘军仍在武汉带队记录。不少年轻同事在这场“战疫”中受到了洗礼,而刘军作为新闻老兵,一直是队内稳定可靠的角色。

    只是从ICU病房采访回来的某一晚,他做了一个梦,“过程很完整,感受也很清晰”。可能是因为他听病房内的危重症患者讲了努力求生的详细经过,也或者是听了支援武汉的医生在会议上检讨过的死亡病例。

     “每一个从ICU病房走出去的人,都非常不易。”刘军感慨,“所以,我对白衣天使、白衣战士们的敬意发自内心。”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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