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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工作者也需“普法”
2017-03-06 11:29:00 

    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司法机关在体育领域掀起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反腐扫赌行动,全国媒体给予了空前的关注和广泛的报道。但报道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突出表现在报道中对涉及法律知识的部分内容的表述不够恰当、不够准确甚至出现谬误。究其原因,最主要的一点是参与报道工作的记者和编辑大都来自体育新闻领域,平时很少接触法制领域的报道事务,加之法律知识储备较少,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种种不足和纰漏。针对这些问题,列举几例,并作一些简要的解析。

1媒体推测被告人刑期的做法不妥

     反腐扫赌行动开展以来,特别是开庭审理之后,很多家媒体根据自身掌握的信息以及公诉人方在公诉书中公布的情节,或者通过采访法律专家和律师等借他人之口的方式,纷纷预测和推断被告人的刑期。
    比如,前西藏惠通陆华足球俱乐部总经理王珀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诈骗罪被提起公诉,涉案金额分别为127万元和23万元。开庭审理之后,某记者撰文称,“据一位律师分析,王珀应该会被处以有期徒刑10年以上。”该记者的依据是我国刑法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诈骗罪的量刑标准,认为王珀数罪并罚,且涉案数额巨大。
    还有,公诉人指控原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业余部副主任、原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综合部副主任、女子部主任、原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秘书长张建强犯有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涉案金额达270余万元。
    一审开庭之后,某记者在文章中写到:“张建强的刑期有望成为反赌案一审宣判以来最高的,甚至还有律师称其可能被判无期徒刑。”他判断的理由来自我国刑法对受贿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量刑标准,认为张建强数罪并罚,且涉案数额巨大。
    需要强调的是,媒体在法庭宣判之前主观推测或借助他人之口推测被告人刑期的方式并不严谨。
    首先,在法庭作出判决之前,被告受指控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如果被指控的罪名不成立,是否犯有其他罪名;如果被指控犯有数项罪名的话,这些罪名是否都成立、还是只有某一项成立等等这些问题均未有定论。
    因此,媒体在掌握相关信息有限的情况下就假定被告有罪,并以此推测其刑期,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这种做法既容易给公众造成误导,也缺乏对被告人权利的尊重。
    最终,法院的判决是:王珀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8年。张建强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与有些媒体的推测相比,王珀的刑期没有超过10年,张建强被指控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也没有被法庭认可。因此,这些推测和最终的判决结果还是有明显出入的。

2“黑哨”案与龚建平案适用的法律条款不同
     法院对周伟新、陆俊、万大雪和黄俊杰等“黑哨”判处3年6个月至7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宣判之后,有些媒体在报道中流露出几位“黑哨”获刑期过短的倾向性,并将他们的案件和多年前的龚建平案相比,认为受贿金额超过150万元的黄俊杰只被判刑7年,受贿金额比龚建平多一些的周伟新只被判刑3年6个月,而2003年足球裁判龚建平却因受贿30多万元被判了10年。
    事实上,这类报道忽视了一点,几位“黑哨”的罪名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而龚建平的罪名是受贿罪,两项罪名的量刑标准不同。

    根据我国刑法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量刑标准,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受贿罪的量刑标准则是:个人贪污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那么,同样作为足球裁判,几位“黑哨”与龚建平的罪名为什么会不同呢?
    这就涉及刑法在不同时期对犯罪主体身份认定不同的问题。当初,检方以“商业受贿罪”对龚建平提起公诉,也就是说,他的裁判身份被认定为公司、企业工作人员。但从最终的判决来看,龚建平被认定的罪名是受贿罪,这说明法院根据当时刑法的相关规定,还是将裁判定位为国家工作人员,至少是具有一定公权力的准国家工作人员。
    2006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对《刑法》作了多方面的修改、补充和完善。根据新的规定,足球裁判利用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论处。
因此,去年检方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几位“黑哨”提起公诉,法院最终认定的也是该罪名。因此,在不同时期,刑法对几位“黑哨”和龚建平的犯罪主体身份认定不同,适用的法律条款不同,量刑的结果也就不一样了。


3“当庭释放”和“恢复自由”的说法不准确 
     根据法院的判决,原成都谢菲联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宏涛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宣判结束后,有的记者在报道中称许宏涛“离开法庭后,钻进了一辆高档轿车,之后扬长而去”,并据此称他被当庭释放。应该讲,“判决缓刑的被告人被当庭释放”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事情的原貌是许宏涛先被带回看守所,待办理了有关手续后才获准离开的。
    还有的记者在文章标题中用了“许宏涛恢复自由身”的字眼,这种说法也不严谨。即使许宏涛离开看守所返回家中,也不意味着他就彻底获得自由了。如果检察院在抗诉期内向上一级法院提出抗诉,一审法院将启动再审程序,那么意味着许宏涛存在被改判实刑的可能性,因此称他“恢复自由身”也就为时尚早了。
    即使检察院未提出抗诉,判决生效后,许宏涛在缓刑期限内也不是“完全自由”的,其人身自由要受到一定限制。
    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对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的行为还是有限制的,如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遵守考察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等。

4被告人职务与犯罪主体身份必须一致 
     杨一民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之后,很多家媒体在报道中介绍他的职务时,使用的都是原中国足协副主席,而不是原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应该讲,这种处理方式不够严谨和准确。
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既然杨一民的罪名是受贿罪,即法院把杨一民的身份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那么媒体在此案中提及他的职务时自然应该是体育总局足管中心副主任,因为足管中心属于国家体育行政管理机关,在国家机关的范畴之内。而且检方在公诉书中也提到,杨一民是利用担任足管中心副主任的职务便利实施的受贿行为。
    尽管足管中心和中国足协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杨一民兼有官方和民间两种身份,但具体到此案这种特定情况,媒体在报道职务时必须使其与杨的犯罪主体身份相一致,从而体现报道的准确性。

5其他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1.有的记者在文章中判断“黑哨”的刑期时认为“刑期应该不会太短”,理由是“本次中国足坛反赌案件,都将从严、从重判决,量刑方面很有可能取刑期的上限”。
    这种表述反映了记者在法律观念上出现偏差。根据我国刑事诉讼的有关原则: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另外,“依法治国”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是“法治”,要实现“法治”首先要尊重法律。我国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为“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和适用法律一律平等原则”。
    根据这三项原则,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定罪量刑所依据的法律规定与案件事实,被告人被处以何种刑罚、何种程度的刑罚应与其罪行相适应,不受其他任何因素的影响和干扰。因此,这些“黑哨”不会因其案件的社会关注度高、属于热点案件,就会在量刑上受到“特别对待”。这既是法律本身的规定和要求,也是“法治”的必然。
2.反腐扫赌行动初期,足球圈陆续有人被司法机关带走,或者被传讯,或者参与协助调查,有的记者不清楚这两个法律术语的区别,经常发生混淆。
    需要注意的是,传讯即传唤讯问,是检察院或公安机关采取的一种侦查手段,即对于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或者到他的住处进行讯问。
协助调查则是指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要求公民配合相关案件的调查、履行作证的义务,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在参与协助调查过程中如实提供证据。在很多情况下,不同的法律术语会反馈出性质完全不同的信息,所以媒体必须正确使用“法言法语”。
3.某平面媒体在报纸头版报道“黑哨”案时,使用的标题是《四大黑哨刑期3到7年》,下面的文字说明是:周伟新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事实却是:周伟新被判有期徒刑3年6个月。出现这种明显的错误并非媒体从业者缺乏法律知识所致,完全是工作作风不够细致。
    因此,媒体在报道刑期、涉案金额等数字材料时务求准确,因为这既能体现从业者的职业素养,也是对受众的尊重,更是对法律、司法机关及涉案人员的尊重与负责。
    本次足坛反腐扫赌的司法行动给包括体育新闻从业人员在内的广大媒体工作者提供了一次很好的契机,仿佛给我们上了一堂普法课。与体育新闻报道一样,法律新闻报道的专业性同样很强。要完成好法律新闻报道的工作,参与其中的媒体工作者必须有意识地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增加法律知识的储备,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培养严谨的工作作风。
(来源:南方传媒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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