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精准扶贫——百姓心中的民心工程，世界瞩目的伟大进程。日前，中央主要媒体派出130多名记者，入驻全国110个贫困村扎根一个多月，与当地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听他们诉说心中最真挚的情感，由此凝练成一篇篇来自生活、带着泥土气息的脱贫攻坚报道。《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特别邀请到央视、央广、国际台4位参与精准扶贫驻村调研采访活动的记者，请他们讲述驻村采访期间的欢笑和泪水，以及背后彰显的感动和力量。
中央电视台石云松
三峡之巅留个“心结”
重庆市奉节县地处三峡之巅，阳坝村地处这个三峡之巅的高山之中，在阳坝村驻村蹲点调研一个月里，泪水、欢笑、感动、愧疚，交织成我一个月的心路历程。
村民曾毓仲是我们这次的采访对象之一，因为肺源性心脏病，曾毓仲逐步丧失劳动能力，今年4月列入了阳坝村新增贫困户名单。第一次见到曾毓仲时，曾毓仲正躺在床上，大口呼吸，表情痛苦，而他的妻子因为智力障碍，只是麻木地待在一旁观看，照顾曾毓仲的是他的儿子曾继华，对于父亲的疾病，曾继华显得束手无策。
曾毓仲出现的是心衰迹象，随时会有生命危险，驻村扶贫工作队队员紧急联系医护人员，从乡镇到县城，几经周折，将曾毓仲转送到了奉节县人民医院进行救治，并联系奉节县人民医院开通贫困户救助绿色通道，落实医疗救助措施，兜底解决曾毓仲治病费用问题。
扶贫工作队队员来回的奔波收到好的效果，曾毓仲在人民医院得到了及时抢救，病情缓解并进入稳定状态；帮扶队员还帮曾继华联系了一家汽车修理厂，解决了他的就业问题。
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深夜，曾毓仲家人却连夜将他从县人民医院接回家中，准备让曾毓仲在家等死。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曾毓仲的家人告诉我们，医院也不同意他们出院，但是曾毓仲感觉到自己快不行了，尤其是躺在重症监护室里，见不到亲人，心里难受，所以才想回到自己的家中，准备落叶归根。
一位村民告诉我，这里的村民宁愿死在家中也不愿意死在医院里，因为县里正在实施殡葬制度改革，死在县医院的人，一律要求送到殡仪馆火化，正是因为害怕这一点，曾毓仲和家人不顾医生的劝阻，离开医院。
在那一刻，泪水盈满我的眼眶。我也蓦然明白，入土为安、落叶归根的背后，是对深山的眷恋，也是对墨守成规的执着，大山成就了他们的淳朴，也局限住了他们的视野。扶贫必扶智，任重而道远。
5月31日，驻村调研正好一个月，我离开阳坝村，准备去奉节县城住宿一晚后再回北京，就在我走出房门时，很多村民围了上来，手中的鞋垫、自家腌制的咸菜、瓜子、老母鸡，还有腊猪脚，一股脑地往我怀里塞过来，再三推辞后，我收下了鞋垫、咸菜和瓜子，但是老母鸡和腊猪脚，我坚决推辞，因为这些都是村民家中最值钱的东西，在阳坝村待了一个月，虽然跟村民们混了一个脸熟，也播发了几条新闻，但是这些只是我一个新闻记者的职责所在，没有理由接受村民如此厚重的礼物，但是村民再三坚持，村干部在一旁也给我解释，送腊猪脚是阳坝村民对尊贵客人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这里的村民淳朴，如果不收，会让他们误会，以为我看不起他们的礼物，所以不能推辞。
我收下了腊猪脚，又找了一个理由，回到房间，从钱包里拿出1000元现金，塞到了我的枕头底下，在确认汽车已经离开这个乡镇的时候，我发了一条短信给我入住的农户房东大哥刘学炼，请他代我把这些钱送给那些村民。
第二天晚上，飞机降落首都机场，手机刚打开，一条短信就跳了出来，打开一看，是一位送我去机场的乡干部发过来的，“钱放在行李包里了，别掉了”，我打开行李包，在最外面的一层拉链袋里，看到了那1000元钱，不同的是，那1000元钱，几经转手，已经皱成一团。我赶紧给房东刘学炼大哥发短信，1000元钱，怎么辗转到了我行李箱？这一次，刘学炼大哥很快回复了过来，“乡里有人正好去县城，就让他带给你，这1000块钱，我绝对不能收，不然村里人会骂我”。
如今，这没有送出的1000块钱，已成为我的一个心结，这个心结中有愧疚，也有感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张孝成
驻村采访，终将一生念想
克孜布拉克村是中哈边境——新疆裕民县的重点帮扶村。作为央广精准扶贫驻村调研记者，我走进这个山村，与哈萨克族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朝夕相处一个多月，收获良多。
张孝成（右）入户走访老党员
从国家级贫困村到省级重点帮扶村再到全村整体脱贫，克孜布拉克村的脱贫之路走了30多年。其间干部调研多，从中央到地方给予的优惠政策多，一些人对这个民族村脱贫有想法，认为是政策性依赖。因为这，村里的干部群众对我的驻村采访多少有些抵触。采访时，无论村干部还是村民，张口就是哈萨克语。问起村里或是村民经济发展情况，支书闪烁其词，村民也语焉不详。而乡镇干部，总是这忙那忙，难以照面。
面对这种际遇不免烦恼，后来想想这也许就是基层生活吧，且耐心适应。
白天，我坚持与驻村工作队一起入户走访，与村民一同下地劳作。迎着朝阳、顶着烈日、冒着风雨，与牧民一同放牧、清渠、浇水、施肥，一同在圈棚里接生小牛、喂养土鸡、打牛粪饼、烧塔巴馕……就这样我与村民熟识起来，于是在真诚问候中，汉语和哈萨克语混搭交流，连猜带比画，点点滴滴收集信息、辨别真伪、汇总综合，摸排线索并让它清晰起来。
驻村调研的局面就这样打开了，惊喜瞬间脑际忽闪过一位前辈的话：新闻有时是靠脚底板走出来的，“笨”办法虽然辛苦，却是最有效、最管用的办法。
调研采访期间经历一次座谈会。村民反映驻村干部入户走访简单重复，重视稳定工作，轻视群众疾苦，不关注村里长远发展。裕民县委书记邹义伟直陈利害：维稳是当前重中之重，但不是唯一内容。我们要听取群众心声，把握百姓脉动，融服务于工作，解决群众关心关切的实际困难，这样才能赢得信任、换取配合。
驻村工作如此，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不也如此吗？此后的采访中，挖掘报道扶贫脱贫典型经验、做法时，我更加注重倾听老党员老干部、致富带头人、妇女创业者以及困难群体的心声，围绕村里因病返贫现象抬头、农副产品卖难、创业平台单一、合作社贷款难等问题展开调研，与驻村工作队、村两委和县乡相关领导沟通协调，支持驻村工作队开展入户体检、建立村民健康档案、开展医疗健康培训，和村民一起创办“星期六巴扎”，协助驻村工作队引导村民规模养鸡，倡议发起成立央广新疆记者站“小鸡银行”爱心扶贫基金，帮助村民阿黑协调贷款、联系育肥大户联手创办合作社等。
村民关心关注的困难问题一件件解决，并伴随着广播、新媒体图文、视频报道实时传向世界。当“世界上最小的乡村巴扎开张”“克孜布拉克村的‘小鸡银行’”“农民阿黑，累并快乐着”“脱贫，需要健康来助力”等图文、音视频报道相继发出后，你想象不到：哈萨克族村民竟然也用磕巴的汉语重复着报道题目，二次传播着报道内容。在这过程中，我明显注意到，村里大喇叭响的次数多了，村民关注新闻多了，参加升旗、参加会议、参与驻村工作队活动的人也多了。村民的认同感、获得感还展现在看我的眼神、洋溢的笑脸、热情的招呼、请我吃馕喝奶茶的动作以及配合采访的实际行动中……
6月2日，驻村调研采访工作结束，我即将离开克孜布拉克村时，邹义伟和分管扶贫的副县长吕军专程前来相送。10多位得知消息的村民也匆匆赶到村头送行。67岁的汉族村民胡天朝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松开，邀请我夏收后到新家做客；哈萨克族村民阿黑抱着我直埋怨：走也不打招呼，说好的羊羔子都来不及宰，要我秋后一定来合作社看看，尝尝下山的羊娃子肉；贫困户塔勒古丽含泪说，“小鸡银行”爱心扶贫基金赞助的麻花鸡长得很快，古尔邦节就可以下蛋了，下次一定带些鸡蛋走……
驻村工作队队长杨志国依依不舍，带着工作队员一送再送，合影照一拍再拍，挽留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次日凌晨，杨志国又发来微信：一个月的相处，结下一生情缘。忘不了一起入户走访，忘不了彻夜长谈，忘不了反复叮咛和帮助；驻村的每一篇报道都凝结着央广人的深情厚谊，克孜布拉克村欢迎您下次再来。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王蕾
在东村老表家找一个答案
刚刚过去的5月，我带着调研采访任务来到江西省吉安市潞田镇东村。在东村老表家，深入观察脱贫攻坚工作进展的同时也更新了对新闻工作的认识。作为记者，是一杆笔、是话筒、是相机，但更是经历者、倾听者，是一个可以体会美好、转达温暖的讲述者。
初到这个坐落在105国道旁边的小村庄，全无“贫不聊生”的景象。放眼望去是错落有致的农家小院、平坦整洁的乡间小路，鱼塘、稻田、特色产业种植园点缀着村里每一处空地。村支书郭书记告诉我，两年前的东村可不是这样，年轻人都出去打工，村里每家每户只有留守的儿童、老人和妇女。劳动力外出，田地是荒废的、全村连一条平整的小道都没有。我想，如果说东村脱贫致富有法宝，那法宝一定是村民的勤劳，和他们对自己脚下这片土地深切的爱。
为了方便走村入户，我被安排住在村妇女主任高华萱阿姨家里。因为消息灵通、人脉广，高阿姨已然是东村的劳务经纪人。每天早上7点多钟，她都和村里的姐妹们骑着摩托车去打零工。阿姨平时会随身携带着两本账本，里面记录着乡亲们数额或大或小的每一笔收入，一页页翻过去，我似乎看到阿姨们在村里各个角落忙碌的身影，从种植水稻、养鹅养鸭、在种植基地打工，到参与新农村建设搬砖盖房和打扫村里的环境卫生，阿姨们的身影永远忙碌着。
如今，村民就业机会越来越多，岗位也各有不同，村民们参与到了不同的项目建设中，从蔬菜基地、中药材基地、肉鹅养殖基地等产业项目，到拆危房、改旧房、建新房和村里环境卫生整改等新农村建设项目。随着这一系列长、短效产业的引进和开展，村民的收入结构发生了变化，收入也大大提高。走家串户的一个月里，我发现我的邻居有种了87.3亩何首乌的家庭农场主、帮老百姓淘宝的村淘合伙人、维护村庄整洁干净的保洁员。在我身边，这样的新农民正越来越多。农民身份、职位和收入结构的变化，不光是农村经济活力越来越强的见证，也是这些年东村产业精准扶贫带来的变化。
在乡村的生活有很多新体验的同时也面临很多新的挑战，除了工作方式的转变——从播音间到田间地头，还有就是生活环境的变化。从没有在南方农村生活过的我来到东村经历了整整一个月的水土不服，从不间断地恶心呕吐到出丘疹。从一开始的煎熬，到后来自己找寻方法坚持下来，我的转变要从一场大雨说起：端午节前雨水较多，一天晚上突降大雨，我跟着村支书赶到东村白鹅养殖基地，一个月前刚刚搭建起来的暖棚在暴雨的冲刷下剧烈摇摆。大雨中我看到两个孱弱的身影在用身体支撑着暖棚。走近一看是村里两个因残致贫的农户，他们本就不强壮的身体在风雨中显得更加单薄。“村里把养鹅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不能做不好，我们是穷、是身体残疾，但我们也有能力做一些事情，不是无用的人……”听完这番话，站在风雨中的我泪如雨下。
这触动不仅是雨夜里残疾贫困户带给我的，在村里生活一个月的时间里，每一个境遇不同的村民都带给我同样的触动，他们再苦再难都不曾抱怨、不曾放弃。
村里的夜，黑得很纯粹，星星一颗是一颗，闪烁着不曾见过的光芒，伴着蛙鸣和蛐蛐声，我和结束一天忙碌工作的高阿姨坐在院子里聊天。“原来啊，每天我忙东忙西收拾完准备睡觉，一看表才晚上8点，现在你在家里，我们随便聊聊就快要12点了。时间到底是慢还是快呢？”
从前，这里时间很“慢”，贫困和怎么都等不到的“丰收”把时光无限拉长。大家好像在一起等，一起一步步走，一起找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关于脱贫，关于致富，关于和家人团聚，更关于幸福。现在，时间渐渐快了起来，马路渐宽，信息流通速度更快，致富的旋律飘荡在田埂上、池塘里……我相信时间不会辜负汗水，时间会带给东村每一个村民想要的答案。
答案，属于我们付出过努力的每一个人。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王薪
走不完的山 隔不断的情
作为参与精准扶贫驻村调研采访活动的记者之一，5月的夏天，我来到广西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板升乡的八好村。出发之前，脑海中关于它的所有概念只是“八好是一个贫困村”。在网络上搜索不到关于八好的详细信息，种种未知，满心期待。
从大化县城驱车3小时左右，一路山连着山，路盘着山转，最后到达大山深处的八好村。第一次置身这么偏远的深山区，能看到的除了山还是山。
在八好，祖祖辈辈的瑶族村民正是在这样的地方居住生活。听村民说，八好的“八”其实是从“爬”音变而来，当地除了去年修好的一条通村公路外，进村入户都是要走崎岖不平的山路，从直立行走最后累成“爬行动物”，手脚并用。
抵达村子的第二天，我便开始“巡山”，走访山中瑶家人。由于语言不通，听不懂瑶话，所以每一次出发都需要有个翻译陪伴。全村近500户人家，大都住在道路不通的山里，超过60%的家庭是贫困户，当地村民又靠天吃水，土地石漠化严重，九分山一分地，很难发展产业，种种现实下，每走一步都感觉眼前这山好像变得更高而人却更渺小了。
八好村的贫困就像刀子割破皮肤流出鲜红的血一般，让人疼且清晰可见。路是这个村子的硬伤，也是村民们的殷切期盼，然而当地连绵不绝的石山和缺水又使得在当地修路成本很高，难度很大。八好村的扶贫是真真正正的“攻坚”。这里曾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考察后认为是除沙漠外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有趣的是，这里却同时属于中国长寿之乡，有不少长寿瑶族老人。他们久居深山，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新鲜空气，吃野菜，喝玉米糊。玉米是当地人过去的主食，吃大米也不过是近些年才有的改变。村里没什么耕地，唯一的农作物玉米也是在被石头填满的山地里“见缝播种”。收获的玉米除了人吃，一部分喂养家畜，一部分还酿制玉米酒。
瑶族人和玉米酒的关系就像鱼和水的关系。家有远客到，瑶家人都会准备玉米酒，进门一杯酒，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热情好客在瑶族人这里像是与生俱来。此次精准扶贫驻村调研采访活动也正是要求记者们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入乡随俗，采访也会变得更顺利，更容易发现“真”。
八好村有一所八好小学，这里是全村唯一拥有手机信号和网络的地方，离开学校走进山里就意味着与外界暂时失联。这里也因此成为我驻村期间的驻点。学校里400多名瑶族学生，6个年级，一个年级一个班。
八好小学一半以上学生住校，这些孩子的父母大都外出务工，他们从学校回山里的家会耗时很久，最远的需要行走3个多小时。每个周五下午3点学校放学，为的就是确保家远的孩子可以在天黑前走到家，周日下午返校。
5月是当地雨季，常常下雨。如果碰到周五或周日下大雨孩子们也必须冒着雨回家冒着雨返校。无论如何，住校学生周五都必须要离校回家，因为周末食堂不供应饭菜。
我在驻村期间，有次进山入户被大雨困住，雨下了好几个小时，难得体验了一次雨中和雨后走山路的感觉：一个字叫“难”，两个字是“危险”，走在被雨水冲洗过的石头路上如履薄冰。想到这可能对八好小学的孩子们以及八好村所有村民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有些敬佩，却也心酸。
可以说，在八好修的路越长，当地脱贫的路就会变得越短，这也是八好村所有村民的共同夙愿。
（来源： 中国记协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