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梦为马，周游世界。这是海子唱给许多人的理想。
但倘若梦醒了，该当何如？
所以，我情愿以马为梦，从脚下开始，把世界走遍。
一
得知获得长江韬奋奖时，我百感交集，蓦地想起16年前拿过的韬奋新苗奖。那时，为鼓励新闻学子，中国在新闻院系中评选韬奋新苗奖。我幸运地获一等奖，名单还上了《人民日报》。
这是我大学时拿的最后也是最厚的一个奖。老师在送别时对我说：“韬奋新苗奖与新闻界的最高奖韬奋新闻奖仅一字之差，希望你早点把它改过来。”（注：后来，范长江新闻奖与韬奋新闻奖合并为长江韬奋奖）
当时觉得有点玄，权当老师鼓励。要知道，我们是捧着长江奖和韬奋奖获得者的事迹，读完新闻系的。都觉得这两个奖高不可攀，压根儿就不敢想。
但这一天真的来了。我突然发现自己终是俗人一个，也逃不出“感谢某某TV”之类的感言套路。我要说：衷心感谢集团、报社、部门，感谢领导、同事和师友。
想当初急不可耐地挤上南下的列车，都来不及为错过赶来送别的同学而心痛，便不由分说地被抛入南方梦工场的生产线。
曾经年少轻狂，几度蓦然神伤。青春在岁月的摇曳中一点点散去，梦想却顽强地发芽、抛荒、复耕、疯长……一切关于成长的故事，都发生在激情浩荡的289号大院，一路有领导、同事、师友相伴提携，怎能不道一声感谢？
单说这次获奖。我提交申报材料时，杨兴锋社长在美国。那天深夜，我改好材料，发到他的邮箱，然后短信告诉他。
此后几天，我们的邮件来回，不断完善材料。
社长回来后，笑着问我：“你知道给我发邮件是什么时候吗？”我说：“应该是中午吧，我计算过时差的。”社长说：“你错了，是五六点，你算的可能是华盛顿时间，而我在西海岸。”我恍然大悟，很不好意思。
他又笑着说：“也好，反正倒时差，睡不着，就改你的材料打发时间。“
对我的申报材料，张东明总编辑提供了很多宝贵意见。为了让我按时提交，他还利用一个会议间隙认真审阅，并最后签发。在整个参评过程中，他给予了大量指导帮助支持，非语言所能表达。
我获奖的消息传来，部门同事非常高兴，深受鼓舞。我因此更加明白陈广腾社委复我短信的含义。他说：这是部门、报社的荣誉，大家同感荣光。
是的，我这次能获奖，首先是因为“南方日报”四个字。如果不是报社提供一个好的平台，如果不是赶上党报改革的大好机遇，结果肯定不一样。
所以，我认为在南方日报改版10周年之际获得这个奖，或许可以成为改版成果的小注脚。
这10年，南方日报筚路蓝缕，强势崛起，年广告额从8000多万元，增加到3个亿，遥居省级党委机关报第一。党报主流主导、可读悦读、做大做强的命题也较好解决。
正是在这如火如荼、激情燃烧的10年中，我们依靠大平台，获得大发展。
记得2002年夏天，“高度决定影响力”的口号让我们浑身充满力量。
8月19日，也就是改版13天后，热带风暴“黄蜂”登陆，10名游客被困在阳江海域的一个荒岛上。
那时我还兼跑突发，接到求救电话，便通过驻站记者向阳江边防部队求助。同时向领导汇报，获准后立刻赶往阳江。
风越刮越大，车子被吹得摇摇晃晃，感觉随时会被掀翻。终于到了，马上和官兵上艇。巨浪将边防艇掀得老高，我呕吐不止。此番辛苦换来的报道《边防官兵荒岛大营救》，颇得好评。
就在准备打道回府时，又得到一个线索。当地的一个市场三开三垮，政府如何监管令人深思。
我全然没了刚刚呕吐的蔫样，立刻投入采访，一口气推出《两年内三次开张三次关闭，阳江平二市场昨再迎客》、《平二市场缘何三开三垮？》、《关关停停中的政府影子》三篇报道，反响较好。
可以说，改版注入的激情，让我们不知疲倦地奔跑，“纵然倒地，也要抓一把泥“。所以，在这10年，我获中国新闻奖3次、广东新闻奖10次。
二
获奖意味着什么？ 它是以集中梦想要素的方式，让人短时间内获得幸福的高峰体验。但平静之后，还得回到梦开始的地方。
我这次参评长江韬奋奖，提交的代表作就是给我带来许多荣誉的《非典型肺炎病原是衣原体？》。
这篇只有数百字的简短消息，发表在南方日报的第三版上，怎么看都觉得普通，却获得了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当初非典袭来，患者和医生成批倒下，病因却扑朔迷离。用当时的话讲，是“在看不见的战场上，与看不见的敌人战斗”。极度恐慌笼罩广东。
专家夜以继日地寻找病原，人们在焦虑不安中等待。
这时，也就是2003年2月18日下午，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宣布非典的病原是衣原体，并由新华社发出通稿，当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也进行了报道。
这个消息让我很奇怪。
我知道广东专家很早就排除衣原体是病原的可能。因为衣原体肺炎一般是散发的，不会地区性流行，而且病死率不高。我采访掌握的情况，都印证着这一点。为什么现在又回到了起点呢？
我赶紧打电话问专家们的意见。他们果然都反对，有的情绪还非常激动。我还了解到，省卫生厅当天下午专门召集广东专家研究国家CDC的结论。结果可想而知。
一个问题摆在面前：是同“上面”保持一致，还是实事求是报道广东专家的意见？
在当时情况下，按国家CDC的口径报道最“安全”，也最“省事”。但正如广东专家所言，如果按衣原体肺炎来治疗，会死很多人，这已不是简单的学术之争或政治服从，必须实事求是。
在此关键时刻，他们亟需舆论支持。我将了解到的情况向报社及部门领导汇报。时任总编辑杨兴锋决定：如实报道。
《非典型肺炎病原是衣原体？》见报了。
这是在全国媒体中首次报道与国家CDC不同的说法，极大鼓舞了广东专家。
他们继续按原方案治疗，挽救了很多生命，创下了治愈率最高、病死率最低的佳绩。
广东专家衷心感谢南方日报在关键时刻给予极大支持。一个多月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非典病原是病毒。
这篇报道后来获得了很高的荣誉。
在评选当年广东新闻奖和中国新闻奖时，被一致认为坚持真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体现了政治家办报与独立思考的统一，获得一等奖。
一名记者，一生能碰上抗击非典这样的战场不容易，能在这样的战场上把握住机会，更是一件幸事。我始终认为，这篇报道的关键是“记者敢写，报纸敢发”。
众所周知，在当时情况下，将了解到的情况报告报社领导，等于给他们出了一道题，考他们的政治勇气、眼光与智慧。
所幸，南方日报通过了考验。我很感谢报社，敢于信任自己的记者，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
我曾经有一种无法释怀的获奖情结，总觉得只有获奖的作品才是好作品。
在渴望成功的岁月里，我设想自己碰到一次次机会，一剑封喉，然后雪花飘落，剑已入鞘，潇洒一如西门吹雪。
随着当记者日久，想法不断成熟。
其实获奖只能说明部分问题，还有许多非常优秀的作品，因各种原因暂时没有获奖，或者永远不会获奖，但它们在历史长河的冲刷中，永不褪色。
但不管获不获奖，都不能妨碍我们对代表作的追求。
《康德传》的作者阿尔森 · 古留加曾说：哲学家一生的标志是他的著作，而他的著作中最激动人心的是他的思想。
是的，作品，始终是作品。多年以后，人们记住的不是你这个人，而是你的作品。
这大概就是盖棺之作的含义。只有抓紧出代表作，他日封笔，方可盖棺，始能心安。
这种随时准备告别的想法，逼着我以短跑的速度，跑着漫长的马拉松。虽然疲惫，却小有斩获。
抗击非典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后，2003年７月23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界表彰大会。我被评为“优秀记者”，受到李长春、刘云山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并作为地方媒体记者的唯一代表作事迹报告。
颁奖结束，《中华小记者》杂志的几名小记者过来献花，还采访我。
其中一个初一的男生说：“我们第一次采访大记者，真的很紧张。”我笑着说：“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不要怕。”
他们就七嘴八舌地抢着提问……我霎时间有点飘飘然，这就是“成功”的感觉吗？于是“滔滔不绝”地讲起当记者的风光与“要领”来。
我不知道当时“得意忘形”的回答有没有影响他们日后的选择，也不知道他们当中有没有人真的当上记者。我只后悔忘了提醒一句：这一行还是很苦的。
三
按照熵理论，作为能量与温度的比值，熵将让世界将走向热寂。
那么，当幸福的高峰体验过后，当刷着微博入眠越来越取代静夜思之后，我们又该如何面对生活的停滞与重复？
比如，一条小稿，不能获奖，犯得着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吗？一篇报道，估计也不会引起多大注意，还要写得那么干净吗？
有时甚至尴尬，自己布置的题目，强令记者用心经营，结果发出来难如人意，有时连采前会上的好评都没有。
更有同事说，都搞不懂究竟什么是好新闻的标准。为什么自己呕心沥血打磨的稿件，别人却视若无睹呢？如果这样，还有必要坚持吗？
我只能说，这就是生活，这才是常态。好比踢球，破门的那一刻最激动人心，但不可能所有人都进球，更不可能分分钟都进球。踢球的常态，是不停地奔跑，甚至是无效的奔跑。
跑，不一定能破门；但不跑，肯定进不了球。于是，奔跑成为踢球的宿命。记者的宿命，也大抵如此。
海子曾说，以梦为马，周游世界。可是，梦终归要醒，不可能总在“夜里头枕卷册和神州”。
好比自己曾在许多个夜晚辗转反侧，为“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而怅然若失。所以，比较靠谱的，是与其以梦为牵引，不如以命定的奔跑为梦，心无旁骛跑下去。
某一日，翻《苏武传》，为李陵劝降一节震撼。
2000多年前的茫茫大漠，北风凛冽，归途渺渺。
李陵说：你被困于这无人之地，汉天子又看不见，谁知你的辛苦呢？“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苏武说，自己忠于汉朝，不为感动谁，只因自己是“臣”，不得不这样做。
也就说，他“自苦亡人之地”，不为“信义得见”，而是为了“信义自守”。
这不就是常说的“人在做，天在看”吗？
它鼓励人们坚守做人的底线伦理和做事的职业道德。
苏武坚守的就是一份作为臣子的职业道德。在他看来，既然选择了做“臣”，就意味着接纳这个职业所有的风险，安之若素，无怨无悔。
就这样，他“自苦亡人之地”19载，终于战胜了时间，回到汉朝。
同理，既然选择记者这一行，就必须做好接受平淡甚至大量“无效劳动”的准备，必须按行业标准尽可能做好。这是一个很低却又很高的要求。
我一直希望能够做到，并常与同事共勉——埋头做，不埋怨，朝气蓬勃，猛志常在。
我相信，只有将枕戈待旦、倚马可待变成常态，才可能随时调整出最佳状态，随时自动生成战斗力。
也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对幸福的敏感，接收到生活点点滴滴的相赠。
在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时，我写过一篇心得，区分职业记者与记者职业。
我说，职业记者与记者职业是两回事，从事记者职业易，做好职业记者难。
记者职业只是一个谋生手段，职业记者却视职业使命为第一，愿意为此甘守清贫，承担苦难。有此前提，职业操守、敬业精神、专业技能等方面的自我超越，无需外在激励与约束，都可以内化为自足的追求。
好吧，相信就如童话所言，天上总有一个颗属于自己的最亮的星星，总在那儿看着自己。
四
没想到自己真的与政治报道结缘。
大学毕业实习，是在人民日报，曾与一位老师聊起怎样当起记者。他说：因为有一个强烈的参政意识。看着我别样的眼神，他补充道：我不是说想当多大的官，而是希望在社会进程中留下一点点印迹。
确实，在当下，还有比政治更具产生改变能力的领域吗？美国有一本新闻学经典教材《新闻报道与写作》，据称被300多所大学选用。
作者梅尔文· 门彻（MelvinMencher）教授就说：作为一名记者，我的主要兴趣在政治报道和调查性报道。
事实上，高品质的政治报道，一直是西方媒体新闻竞争的最重要武器之一。一批批政治观察家型的记者、主持人、栏目，长久地吸引着受众，他们所在的媒体也因此受到热捧。
我怀着强烈的政治记者梦想入行了。但开始跑教育、跑卫生，离政治很远。
幸运的是，1998年全国“两会”，我当记者不够两年，便获得参与报道的机会。1999年又单独负责澳门回归的文字报道。2002年报纸改版，设立新闻工作室。
不久，我跑着卫生线，当着政治新闻工作室主任。算是确立了与政治的正式联系。
但在现实中，我发现一种“认同危机”常常伴随着政治记者。
在很多读者眼里，政治报道官话连篇，不忍卒读。
而在新闻专业主义者眼里，时政记者是“官方”记者，其报道严格来讲只能算宣传，品质和价值要打折扣。
也就是说，在读者中心主义和新闻专业主义评价体系中，时政记者和时政报道都难得高分。
在这样的情况下，时政报道工作化、宣传化，有时已经成为集体无意识。仿佛时政报道天生就是这个样子，任何创新努力都没有合法性，完全没必要。
一些时政记者也跟着迷失了方向，或自暴自弃，或作茧自缚，或自得其乐。
时政报道非改不可。否则，我们的报纸卖相难以根本改变，我们的党报改革难言成功。在报社领导的指导下，我们不断探索时政报道的创新求变。
2008年，我成了时政新闻中心主任。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我请报社几位思想活跃的年轻人吃饭，探讨政治报道大计。大家越说越激昂，酒也越喝越多。回到家，心情难以平静。伴着新年的钟声，我在电脑前迅速码字。
到凌晨4时，一份创新政治报道的万言报告写就了。
我以“经略蓝海”为喻，认为党报的时政报道必须开拓全新的增量空间。
因为媒体大变局，已经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热核时代”。曾经的单打独斗、角度刁钻、慢工细活等经典战法，早已被大策划、大制作、全媒体、全方位的“立体轰炸”取代。
作为党报的核心业务单元，时政报道必须回答三个问题：
新闻竞争，八仙过海，面对市场类都市类媒体的挤压，报道理念与经营手段如何变革，成为党报走市场的助推器，而不是阻力？
融媒时代，整合为王，政治报道业务链如何延长，成为党报报道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转化器？
媒体变局，不进则退，政治报道如何科学谋变，提早布局，成为党媒产品新增长极的孵化器？
当好助推器、转化器、孵化器这三个角色，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探索的，必须不断向实践寻求智慧。
元旦后一上班，我就向报社领导递交计划书并取得指导支持，干开了。我和同事们一道，努力改进新闻表达与题材选择，用新闻的手段优化工作报道、主题宣传，不断增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同时，按“大时政”理念，经营全景式、“讲故事”、高端权威的精品佳作，将时政报道推入一片开阔的蓝海。
我们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主攻栏目《时政南方眼》，作为探索的“试验田”。
开始几期，期期叫好。比如，报道中国“60后正省、70后正厅”，被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栏目采用。我们还发现了全国公检法“三长”异地大交流，规模之大是60年之最。
结果我们的报纸又受到热捧，一些都市类媒体都纷纷转载。第二年，《时政南方眼》获广东新闻奖一等奖。
今年年初，《中国记者》杂志推出新年专辑，我以“南方日报时政报道团队”的名义撰文，提出要继续推进时政报道、时政部门、时政记者的“三时转型”。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我充满期待。
且以韦伯的演讲《以政治为业》结语作结——
政治是件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即便是那些既非领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须使自己有一个坚韧的心……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
本文作者：段功伟
1974年生于湖北英山，199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同年进入南方日报工作。现任南方日报编委兼时政新闻部主任。
从业16年，获中国新闻奖4次（一等奖1次、三等奖3次）、广东新闻奖14次（其中一等奖6次）。代表作有《非典型肺炎病原是衣原体？》、《“包机救人”系列报道》《千里接救中毒女工》《经略蓝海》《理想》等。
（来源：南方传媒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