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至今，他已带队驻守武汉一个多月。除了协助同事，他自己四次进入病毒浓度极高的“红区”（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所在病区），先后推出《一对武汉夫妻的生死劫》《武汉“医生敢死队”》《武汉大决战》等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为了观察细节，他曾距离重症患者不足半米，因此被称为“离死亡最近的记者”之一。

    刘军说，动笔写“医生敢死队”前，他在驻地哭了一场，眼泪哗啦哗啦的：“什么叫‘敢死队’？就是明知危险，还抱着必胜的信念冲上去。说得简单一点，就是职业道德。”

他认为自己的职业道德就是“到现场去”。

    三次请战

    2020年1月23日，一封医护人员《请战书》引起了刘军的注意。它是由17年前赴小汤山抗击“非典”的南方医院医疗队全体队员写下的，每个人都按了手印。

此时，距春节还有2天。原本计划年尾做个小手术的刘军，眼看疫情在武汉爆发并蔓延至广州，坐不住了。1月23日晚，他向报社相关领导表示，如果需要，打算留守广州报道疫情。之后，他退掉次日回湖南老家的机票。

    1月24日除夕，下午，刘军在南方医院面访《请战书》发起人、当年医疗队队长郭亚兵。郭亚兵的对话稿写到一半，刘军收到新消息：郭亚兵已被任命为广东省援助湖北医疗队领队，将率领第一批130名医务人员星夜出发，增援武汉。

    刘军立刻向报社领导申请前往武汉。报社最终决定，让视频兼摄影记者赵明先去。

    此后一周，刘军继续在广州报道疫情。2月2日，他第三次向报社领导请战。两天后，报社领导通知他，决定加派几名记者到武汉。

    当晚，刘军收拾行李，第二天就和同事钟锐钧、刘威一起，跟随广东省第二批援助湖北医疗队的队员进入武汉。

    走进去，沉下来

    抵达武汉后，刘军在微信群里给同事减压：“要相信，我们都是年轻力壮的，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就我（38岁）跟钟锐钧（36岁），他经常健身，我喜欢运动。就算在极端情况下，我们也能扛过去。”

到武汉第二周，刘军采写的《一对武汉夫妻的生死劫》在南都客户端推出，浏览量突破了2000万。短视频同事也频出佳作，在展现疫区真实情况的同时传递信心。

    2月中旬，刘军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光谷院区（下称“同济光谷医院”）采访，获悉这家目前专门收治新冠肺炎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的医院，设有床位800多张，驻扎着17支来自不同地市的医疗队，出入管理严格。

    他意识到，这里必定有很多故事可挖。但他并没有急于发稿，而是觉得，“有些东西写出来有噱头，我告诉自己，沉淀下来，做点好东西”。他希望把报道节奏放慢一点，但务必采访充分，同时给自己留下思考的时间。

    2月17日，刘军第一次获准进入同济光谷医院，悉心观察医护人员的工作，旁听他们的讨论。

    每天一大早，医院召开17支医疗队的领队会议，主要交代日常工作；下午，则是战时医务处会议，专抓医疗质量。让刘军印象深刻的是，战时医务处会议会议一上来就是公布各队责任病区的死亡率，从高到低排序，排在最前的医疗队急得坐不住。

    这个细节，后来被他写进深度报道《武汉大决战：命悬一线女孩争论中被救活，90多危重症到关键时刻》中：

     “‘XX队死亡率5.26%、XX队3.64%、XX队3.57%……。公布这个死亡率的数据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要引起大家高度重视，要想尽一切办法降低死亡率。”

 ……

    每天的疑难与死亡病例讨论会之前，刘继红首先都会公布17支医疗队的病亡率，而且从高到低进行排名。这个有偶然性的排名，让各个医疗队丝毫不敢松懈。在大家看来，病亡率和医疗队的医疗水平相关，而医疗水平的表现影响着自己医院的声誉。”

    战时医务处会议后，紧接着是疑难与死亡病例讨论会。对刘军而言，会上的那些专业名词和英文缩写有点难懂，但他连着采访两天，获悉一个重要线索：在同济光谷医院，20位麻醉科医护组成了一支插管小分队，他们自称“冲锋队”，其他同事敬称他们“医生敢死队”。

    遭遇高危90秒

    当刘军正式提出，想近身采访“医生敢死队”的插管过程时，医院有些迟疑，他们担心记者的安全。经过多方协调和努力，院方最终同意了采访申请。

    机会来之不易，每个人都提前做足准备。刘军一连3次进入同济光谷医院ICU病房预采，为了熟悉环境，确保正式采访能够一次完成。

    他对报道的设想是，文字、图片和短视频报道同步，相互配合又独立出稿，形成一组全媒体作品。在广州时，他和摄影记者钟锐钧、视频记者刘威分属不同部门，很少有机会合作，但到了武汉，几乎不需要磨合。刘军说：“其实我会拍摄，钟锐钧可以写文字稿，刘威的新闻点抓得也不错，我们在一起会相互启发；自己想做什么，简单一讲，其他人也就懂了。”

    2月20日上午8点半，临出发前，刘军在群里再次叮嘱同事注意安全。同事钟锐钧主动说，这一次自己会站远一点，“直接长焦特写过去”。刘军提醒：“在里面避免弯腰，动作要缓慢，不然防护服会吸进去空气。”

    上午10点，三位南都记者到达同济光谷医院。他们和值班医务人员一样，做了标准的三级防护，但操作插管的麻醉科医生比他们还要多戴一层手套，接近患者口鼻时，他们还会将防护面屏换成罩在头上的负压面罩。

插管术开始后，为了观察细节，刘军越凑越近，被医生和同事提醒，于是他站到了患者床尾。最近时，刘军离患者不足半米，离打开的口腔只有一米左右。

    那一天，刘军和两个同事在ICU病房呆了近3个小时，近距离采访拍摄了多个“高危90秒”——为了病人安全，也为了减少医护人员暴露，“90秒”是插管小分队内部给每一例插管操作限定的时间。

那天从病房走出来，刘军就知道，这一定会是有价值的报道作品。担心自己“表达的刀有点钝”，他一个人在宾馆，从晚饭后写到了第二天凌晨5点，成稿6000多字，之后又改了一遍。

    “麻醉科医生杨萍小心翼翼打开患者口腔，含高浓度病毒的空气朝她的脸弥散开来。这是一例困难气道患者，杨萍尝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插管成功。操作时间越长，对患者越不利，她的脸泡在高浓度病毒空气中的时间也越长。站在旁边的高峰见状，过去帮忙，管子才顺利插进气管……”

    2月23日，《武汉医生敢死队：高危90秒与病毒源最近，最怕晚上ICU插管》在南都客户端推送，第二天浏览量已是999万+，还被新华社、央视、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平台广泛转载。同题摄影报道和短视频报道，也有不错的传播效果。

    同济光谷医院的医护人员们看到报道，找到刘军说：“我们的工作，被你们体现出来了。写得真好，拍得真好！”

    如今，疫情尚未散尽，刘军仍在武汉带队记录。不少年轻同事在这场“战疫”中受到了洗礼，而刘军作为新闻老兵，一直是队内稳定可靠的角色。

    只是从ICU病房采访回来的某一晚，他做了一个梦，“过程很完整，感受也很清晰”。可能是因为他听病房内的危重症患者讲了努力求生的详细经过，也或者是听了支援武汉的医生在会议上检讨过的死亡病例。

     “每一个从ICU病房走出去的人，都非常不易。”刘军感慨，“所以，我对白衣天使、白衣战士们的敬意发自内心。”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