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花玉宇”四十年
■本刊记者／李焱鑫 发自广州
四十年光阴匆匆，广州站始终记录着时代的表情。这座建筑面积不到2.6万平方米的楼宇，写满了改革开放38年间，中国社会那些最剧烈、最深刻的变迁
1月24日，2016年春运开启。这一天，广州受寒流侵袭，破天荒飘起雪花。
料峭寒意阻止不了回家的脚步。尽管分处东西南北的其他四座火车站，早已分流部分乘客，依然有相当多的车票上，出发地只印着“广州”二字。
不惑之年的广州站，又一次迎来滚滚人潮。防骗、卫生、寻人……各类信息不由分说地灌入耳中，陪伴着铁路广播那特有的腔调。
安静的，唯有这座著名的建筑。停在站前广场上远远望去，“统一祖国，振兴中华”那八个巨幅大字依然熠熠生辉。
时代序幕
停不下脚步，是王守合对广州站最大的感受，而同样无法停下脚步的，还有广州站落成不过几年后的中国
王守合再次检查了一遍钱包里的火车票：K4570次，广州到达州，2016年1月25日06:40发车。
他和两名同乡在广州最冷的一天到达环市西路159号附近，距离发车还有18个小时。只有一站地铁之遥的西村，快捷酒店里的两张单人床被拼成了一张“三人床”，“来太早进不去（候车室），只能找个地方歇脚”。
每年到了春运时节，这里依然人流如织，百度地图的“广州火车站人群分布实时查询”显示，当天人流密度大于60人/100㎡，“非常拥挤”。
“广州站刚建成的时候，根本没有现在这么多人。记得落成典礼后不久，我还骑着自行车在附近转了一圈。”知名广府文化学者、专栏作家饶原生说。
如今是个信息发达的年代，手机一点便能知晓广州站的前世今生：1974年竣工，主楼两肩最早的标语是和北京新华门相同的两行“万岁”，题写站名的是郭沫若先生。
最开始，广州站和国内大型城市的火车站区别不大，不外一座车站而已。所有的“后话”，当时还无处可表：据《广东省志·铁路志》记载，广州站的建设构想不晚于1955年，却因“广州地区各站能力尚有富余”“国民经济困难”等缘由，于1974年方才落成。
鲜活的历史，有时恰是如此意味深长。在那个公认的春天到来之前，广州站尚有余力供社会各界参观，许多上了年纪的广州人都有相同的记忆：戴着红领巾，以学校或少年宫为单位，花上半天感受这座庞大的苏式建筑。
42岁的广州站依然矗立在不远处，她似乎已无力记住那么多面孔，更无暇供游人漫步品味。在广东打工近20年，王守合记不得有多少次移步这里，每次都是匆匆忙忙，“挤在人群里，被大伙‘推’着走，想停下歇会都不行”。
停不下脚步，是王守合对广州站最大的感受。而同样无法停下脚步的，还有广州站落成不过几年后的中国。
1979年的中国，里程碑很多。当年4月4日，一定位列其中。以广九直通车在广州站恢复通车开始，中国开放的脚步已不可阻挡。
如今的广九直通车，始发地已更改为广州东站，可变动不会遮蔽历史的记忆。1979年2月，广州铁路局与香港九广铁路局签订了《关于开行广九直通旅客列车协议》。邓小平在相关的报告上批示，“应尽快开行”。
铁路自然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有时也会化作连接历史的机缘。开行发达地区的列车，带回了很多东西：邵氏的电影、许冠杰的歌……还有不计其数、渴望与故土一起发展的境外客商。而依托便利的区位优势、低价的土地、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宽松的政策环境，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瞬时工厂林立、商机无限。
“1983年，我第一次来到广州，还和广州站留了影。”61岁的林益民说。上世纪80年代，他是江西省一家陶瓷制品厂的采购员，多次坐着火车参加广交会，“那张照片我现在还留着，当年彩色（胶卷）很少的”。
站前广场的摄影部已经用上了彩色胶卷，这是林益民对广州站和广州的第一次“发现”。改革开放带给试验田的春风，还体现在其他细节中，“（广交会）展馆就在广州站不远处，周边是很多高档宾馆。当年内地住宿还要单位介绍信，而在广州，只要钱包里有钞票就行”。
广州不再是从前的广州，广州站也变了模样。除了常规的省内探亲客流外，从北方来的采购员、打工族和梦想家，开始乘坐京广、广深、广九列车，出现在广州站。“记得当年的广州站主楼里还有一个大商场，一楼是西餐厅和卡拉OK歌厅。”林益民说，“现在这些东西看多了，当年可是太新鲜了！”
泛黄的老照片里，有着转型期中国的印记：大幅的广告牌、红色的出租车、身前的主人公已经面目模糊。这是时代和个体都开始剧变的年代，中国开始不同，广州站也变了。
平摊下来，一个人需要50元房费。在这个清冷的天气，王守合觉得价格还算合理。拉开房间的窗帘，依稀能看见广州难得的雪花。不远处，广州站霓虹闪烁，那是回家的讯号。
站前广场上，越秀区的公安部门用铁栅栏规范着秩序，归乡的行人，排着长队接受安检。安静的，唯有这座著名的建筑。停在站前广场上远望，1986年国庆节就竖起的招牌依然熠熠生辉，那是中国最著名的几处标语景观之一：“统一祖国，振兴中华。”
南下，南下
停薪留职的概念，属于“闯广东”的异乡城市人，中国广袤田野间的亿万农民，则要果敢和强韧得多。他们告别了土地，背上了行囊，促成了广州站的别样风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广州在大兴土木中完善了城市格局。除广州站外，流花一带还拥有广交会流花路展馆（中苏友好大厦）、东方宾馆新馆、友谊剧院等新建筑，这一建筑群在1985年被选为“羊城新八景”之一，享有“流花玉宇”之称 。
而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王守合没有感受到“流花玉宇”之美。1999年2月，17岁的王守合带着两卷行李和150元钱，瘫软在广州站的出站口。由于没能买到座号，他在火车上整整站了两天两夜。
“我到今天都记得，因为站得太久，两只脚肿了，下了车连路都走不了，花了10元在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睡了一夜。”王守合说。
按照家乡人的“年轮”，王守合算是第三代“闯广东”的人。在达州这个四川最著名的劳动力输出地，无数人年复一年演绎着关于梦想的故事：挤上火车，抵达充盈着机会和财富的南方。
“睡醒了，到客运站买了张汽车票，昏天黑地奔向了东莞。”王守合说。当天，他就在一家电子厂找到了工作，月薪是730元，这是农村耕作者想都不敢想的数字。
改革开放那种爆炸性的活力，就这么活生生地呈现在广州站附近，而属于中国人的集体南下，源自春来早。1984年1月24日上午，邓小平经由广州站到达深圳。老人肯定了广东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也激发了中国人南下圆梦的热情。数字显示，到1986年，珠三角的外来人口达到185万人，1988年则增加到320万人。
“当年‘下广东’是一件时髦的事情，我们单位就有几个人‘停薪留职’跑去南方发展。”林益民回忆说，“‘留职’其实是留条后路，不过他们最后都发展得挺好，没有回来。”
停薪留职的概念，属于“闯广东”的异乡城市人，中国广袤田野间的亿万农民，则要果敢和强韧得多。他们告别了土地，背上了行囊，促成了广州站的别样风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一趟‘出站’的工作搞完了，满地都是鞋。”1980年出生的苏胜说。2001年至今，这位北方某铁路局客运段的工作人员经常在每年春节前接到任务—南下支援广州站。
每到春运时刻，隶属广州站的铁路工作人员，是很难应对局面的。“春运保广州（站）”，早在30多年前就是铁路部门的集体共识—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民工潮，让广州站在当时就以“百万民工返乡（粤）”闻名。
据史料记载，1987年中国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民工潮春运，铁路旅客1.3亿人次，占据潮头的广州站开始名扬天下。老一辈广州人回忆，当年的广州站总是拥挤到密不透风，连环市西路的天桥上都站满了人。
“有多少人，根本数不清了，整个广场都是黑压压的一片。”回忆起初下广州站的场景，王守合依然语气难平，“到处都是人，蹲着、坐着、躺着的都有，我几乎是踮着脚出来的。当时我就特别好奇，广东这里能有这么赚钱的活计吗？”
相同的感受，20多年前就曾出现过。1989年2月26日，《羊城晚报》一版一连发表了三篇通讯：《盲目的洪流》《失控的用工》《众多的难题》，全面关注广州站的滚滚人潮，提醒当地政府予以重视、有效疏导。
2001年1月，苏胜第一次体会到“广式春运”的凶猛。面对北上及南下的人潮，曾经的“耐心、细致、周到”全然无用，他只能用几乎嘶吼的呐喊，指挥人群按照一定的方向移动。“这种方式今天看来很不礼貌，肯定要被人投诉，可在当时却很管用”。
已经不能用言语形容的人潮，自然不是广州一座城市能够“坐地消化”，广州火车站和附近的“流花”“省站”两座汽车客运站，常常是南下人前赴后继的逻辑链。尽管身属异乡，苏胜对“流花”和“省站”早已相识相熟，“怎么去东莞，怎么到顺德，汽车票怎么买，相关的知识都要提前备课”。
南下，自是谋理想的生活，而寻梦的第一站，常常并不是甜蜜的回忆。“当时车站主楼侧面有个公共厕所，准备上厕所的人太多，一直向前挤。我是花了快一个小时，被后面的人推到小便池的。”回忆起1999年的广州站，王守合心有余悸。
相似的故事，在这里反复发生过。1991年春节刚过，南下的民工如潮水般涌出广州站。西广场女厕不见头尾的长队里，排在最前面的女孩面露欣喜。本地的一位摄像记者随手定格，如今这张知名的照片被国家博物馆收藏，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
全身而退
那些年，去过广州的人多多少少都领教过广州站的“厉害”，那是转型期中国特有的粗犷和刚猛。广州站这三个字，仿佛当下的网络高频词，流传于所有私密或公共的空间：如果一个人能够从这里全身而退，安全地到达目的地，似乎就是成长的象征、老练的见证
1月25日凌晨，三名四川同乡在哈欠中退了房。清冷的只是天气，广州站依然广播不断，霓虹闪烁，人流如织，宛如不夜城。
王守合拉着行李箱，肩头的包装袋中是为亲人准备的年货。那张珍贵的车票与十几元零钱放在了上衣口袋，更多的细软则藏进了不为人知的地方。
他已经不怎么担心了，但多年养成的习惯依然存在。离家只有进站之遥，他绝不想让一年的辛劳打了水漂。
“出了火车站，就直接进地铁，不要停留……”林益民也曾这样提醒。2003年，他的儿子考入坐落湛江的广东海洋大学。每逢孩子在广州站转车时，他总要这样叮嘱，本科四年，说过十几次。
这是一名退休老人的人生经验。林益民戒烟多年了，可每次看到便利店里的“万宝路”“希尔顿”，还是会想起当年，那一段广州站之痛。
上世纪80年代的广州，是中国最著名的购物天堂。内地每个单位只要有人公出广州，总会被亲朋好友“推送”各类需求，其热度远远超过今天的“海外代购”。
林益民对广州站的了解，不限于站前广场上的霓虹灯和出租车，他还知道附近哪里有邓丽君的磁带、宾奴的牛仔裤和漂洋过海的洋烟—当年内地一条“万宝路”要卖上60多元，广州却只要30多元。
1987年4月，办完公事的林益民刚刚在广州站广场的公话亭打了一个长途，转回头，一塑料袋“万宝路”不见了，“400多元钱啊，一转眼就不见了，心里能不急吗？可你能怎么办，火车马上就要开了……”
临上车的人们，没有太多时间处理各种突发问题，这令当年的广州站拥有着与“时间差”相关的各种混乱：乱摆乱卖成灾、偷扒抢骗活跃。“从1983年以来，广州火车站曾让奔赴而来的大批旅客心寒，这个地区违法手法层出不穷。”《南方都市报》曾如此表述。
“感觉就是一个字：乱。倒卖车票的，卖假表的，小偷小摸的，遍地都是。”苏胜说，“经常有旅客走着走着就停下来，满头大汗，不用问，估计钱包被偷了。”
尽管家乡不算是信息畅达的地方，王守合早对广州站有过认识。1999年初下火车站，他一步都不敢停留，直到在小旅馆补觉时，还是和衣而卧。
那些年，去过广州的人多多少少都领教过广州站的“厉害”，那是转型期中国特有的粗犷和刚猛。广州站这三个字，仿佛当下的网络高频词，流传于所有私密或公共的空间：如果一个人能够从这里全身而退，安全地到达目的地，似乎就是成长的象征、老练的见证。
到了互联网时代，共享精神更让各类攻略宝典流行起来：每当进出广州站，心里要牢记若干个“不”：不听、不说、不吃、不喝、不买、不打、不戴、不信……一时间，广州站和许多地方的火车站一并，成为老百姓怨声载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议案提案不断的地方。
千禧年之际，混乱的广州站，终于迎来了大治的时代。2000年2月，《南方日报》刊登摄影专版《茫茫人海见毒瘤—发生在广州火车站广场和周边触目惊心的一幕》，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随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也三度探访广州站地区，并要求全面整治火车站治安。
“广州站的问题屡屡得不到解决，根源是各职能单位各干各的，缺少部门配合和统一调度，现在则是联合治理，现场办公。”广州市流花地区派出所一名民警对《南方》杂志记者说。
从广州站整治的部署上，人们不难看到“合力”的思维体现：警方加强了出租屋的管理，街道组织了治安联防，电信部门取缔了“黑公话”，工商部门驱散了无牌小贩……以前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已然不见。
2005年广州市区域调整，原分别隶属于白云区和天河区的矿泉街、登峰街划归越秀区管辖，管理上的步调统一，为根治广州站之乱带来了历史性契机。“从我这几年的感受看，广州站比以前好多了，特别是黄牛党和惯偷，已近乎绝迹。”苏胜说。
林益民提醒过很多次，孩子于广州站来来往往的四年间，确实没出过任何问题。有时候，他对自己的人生经验也不那么自信了，“若不是广州站真的改观了，再多的提醒也没有用，所谓防不胜防，就是这个道理”。
2016年的广州站，不再是黑压压的人群堵门，两排铁栅栏把接人的人群和到站旅客分开，一直去到100米开外，路口有警察和保安把守着。王守合和同乡提着大大小小的包裹，随着人群流动，消失不见。
流花易老
中国年轻了，广州站老了。2014年，广州站40岁生日，从那一年起，“拆迁改造”的消息便流传不止。2016年1月18日，为期两天的中共广州市委十届八次全会闭幕。市委常委会的工作报告上，出现了“启动广州火车站改造工程”的表述
西北两千公里，那是家的方向。列车响起熟悉的轰鸣，带着思乡人归去，静候寻梦者归来。
无论人们与广州站有过怎样的复杂情感，中国终归变得流动了。即便从单向度考量，这种流动也堪称迅猛：归家的人们，总会带走小家电和旅游鞋，随之北上的还有那些新鲜名词：“打的”“生猛海鲜”“老板”“埋单”……
王守合已经到家了，而许多人却经历着崎岖。2016年1月最末的几天，湘粤地区暴雨、京九北段降雪，导致广州站多趟北上始发列车晚点。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办通报称，2月1日广州站滞留人数达10万，警方和铁路部门正尽全力共同疏导。
不惑之年的广州站，又一次牵动着国人的目光，那是累积多次的苦楚：1998年1月下旬，湖南连降大雪，低温破坏了铁路的信号系统，京广大动脉断裂，30年一遇的雪灾和30万回家过年的乘客，让广州站瞬间瘫痪；2008年的冰灾，则重演了有些悲壮的历史。
广州站，见证着开放中国的活力，而这巨大的活力，已不是一座小小的车站能够承担。上个世纪90年代末，随着高考扩招政策的实行，“黄金周”的出现，民工流、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高度汇集，让广州站一直人满为患，日发送旅客3万人次的设计能力，早已不堪重负，时常爆发的气象灾难，更令脆弱的运输生态雪上加霜。
中国年轻了，广州站老了。2014年，广州站40岁生日，从那一年起，“拆迁改造”的消息便流传不止。2016年1月18日，为期两天的中共广州市委十届八次全会闭幕。市委常委会的工作报告上，出现了“启动广州火车站改造工程”的表述。
广州站的改造，自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相关部门对此态度谨慎。从已披露的信息看，改造后的广州站，将由目前的7个站台、7条到发线升级为20个站台、20条到发线，国人最为熟悉的主楼，也将在几年中“轻纱罩面”，争取以崭新的面貌示人。
严格意义上说，针对广州站的扩容改造，其实于多年前就已启动。过往30年间，广州东站陆续扛起了广深、广九及多条长途列车的运输重任，2009年末广州南站正式启用，频密的高铁班次经常抢下广州站“客运量之最”的光环。
如果只是考量建筑年龄，刚满42岁的广州站似乎并不具备“历史文物”的意义，但广州站改造的消息一经流出，依然牵动着太多人的心绪。媒体平台上，无数专家学者都在发出呼声，希望改造后的广州站仍然保存原来的容貌。
如今，流花地区已是高楼林立，广州站的“苏式风格”看上去略显平凡。而在无数经历它、关注它、怀念它的公众眼中，这座保留旧时代的建筑，也是一座开启新时代的建筑，这个新时代属于亿万中国人，关乎汗水，关乎梦想，关乎幸福。
“广州火车站即将拆除重建，要拍照留念的快啦！”本地网络论坛上，有市民发起了这样的号召。一时间，曾经的不安、拥挤和混乱变成了众口一致的温暖，“十年前，我走出广州站，当时心里就在想，一定要混出个样来！”“广州站是我人生开始的地方”……
2016年1月，林益民又一次来到广州的儿子家过年。如今，从南昌到广州的列车已是“Z”字头，终点变成了广州东站。走出这里，满眼是广州最新潮的形象，向南不远，整条中轴线就在前面，那里有广州塔、有海心沙、有壮观的大剧院和博物馆。
在越秀公园游玩时，一家人却有了别样的选择。人民路北上，十几分钟就能到达环市西路159号，当年的公话亭已经不在，摄影部和卡拉OK歌厅也不见了踪影，“听说广州站要改造，我就想过来看看”。
过完元宵节，王守合也将踏上返粤的行程。在广东打拼17年，他的月工资从730元涨到了3000多元，尽管与理想尚有距离，但他依然选择坚持，“老板答应开年涨工资，孩子也慢慢大了，早晚也要接到东莞一起生活”。
春运后半章节的广州站，属于到达。广场上，铁路工作人员、警察和志愿者用心维持着秩序。防骗、卫生、寻人……各类信息不由分说地灌入耳中，陪伴着铁路广播那特有的腔调，书写着一个丰富、典型的中国式车站。
行李箱的轮滑声，包装袋摩擦的哗哗声……这是广州站的旋律。太多年，太多人，从这里读懂了广州，改革开放的前沿、市场经济发达、高楼林立灯红酒绿只是表象，今天身临其境，“统一祖国，振兴中华”那八个巨幅大字依然熠熠生辉。这是一个民族的理想，也是一个城市不变的心语。
广东提升软实力开全国先河：
百万人为18万村落留史
■本刊记者／王智亮 通讯员／刘凤霞 发自广州、江门
近日，《南方》杂志独家获悉，我省正在开展一项文化建设工程—广东省自然村落历史人文普查，首开全国之先河，在世界范围内亦是首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该项目正是广东省委、省政府部署的针对乡村一项省情调查工作，调查重点为全省约18万个自然村落的历史人文内容。据悉，有关普查方案在2010年即通过专家论证并开始筹划，2015年5月正式启动。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徐少华任普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普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温捷香向《南方》杂志记者介绍称，普查共有百万人员参与，实行八级联动，对我省全部约18万个自然村落进行摸底。“截至2016年8月底，已有40%约7万个自然村完成村落调查和普查表填写。”温捷香透露。
“像广东这样，面向全省18万个自然村，涵盖村落姓氏、人口、经营、民居、民俗等全面基础的省情调查，在全国还是首次。”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李培林向《南方》杂志记者表示。
“用资料和数据刻画出18万个村落的大千世界万种风情，这在全世界是前所未有的！”李培林进一步认为，广东自然村落历史人文普查不仅为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众多领域的研究提供宝贵素材，也为政府相关决策提供基础性的资政信息。
村落在消失
自然村，是历史上人们自行聚居自然形成的，一般以家族聚居。在发展演变过程中，自然村形成了村民独特的思维模式、行为规范、风俗习惯和道德品格，并通过代代相传，实现了文明的继承和发展。
然而，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自然村正在快速消失。统计数据显示，仅在2000年至2010年的10年时间里，我国共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落。“它们悄悄地逝去，没有挽歌、没有诔文、没有祭礼，甚至没有送别,有的只是在废墟上新建文明的奠基仪式和伴随的欢呼……”李培林在《村落的终结》一书中这样写道。
“我们看过很多村，有些地方草都长得比腰还高，基本没有人居住。”对此，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方志处处长刘波深表认同。
在开平仓东村，村委主任谢雪暖告诉记者，虽然有着近700年的传承历史，但仓东村并没有摆脱与当前中国许多村庄一样空心和凋敝的宿命。“（村里）除了老人就是小孩，数量也只有七八十人，不到从前的一半。”谢雪暖告诉记者，他自己的孩子就生活在开平市区，只有他和老伴两人还住在村子里。
千姿百态
虽然，一些村落在消失，但现有的一些村落，却千姿百态。“像蕉岭文福镇的逢甲村，是民族英雄丘逢甲的故里。”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丘洪松是梅州蕉岭人，他告诉《南方》杂志记者。
“广东许多村庄非常有特色，有些以传统建筑为特色，有些以宗族文化为根底，有些有新时期的农村改革意义。”中央党校经济学部首席专家徐祥临经常到广东，他的足迹踏过佛冈上岳村、蕉岭芳心村、英德叶屋村、郁南勿坦村等，对广东的自然村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从2015年开始，我们把每年的正月十五确定为村庆日。”谢雪暖告诉《南方》杂志记者，“凡是从仓东村谢氏祠堂繁衍出去的谢氏族人和亲属，只要能联系到的，都会回来参加庆典活动。”谢雪暖介绍，在村庆日当天，村民们会像700年前定居于此的谢氏远祖一样，举行“迎菩萨”“祭祖”等传统民俗活动。
如果说，仓东具有沟通海外亲情纽带的作用，广东其他一些村落，则有别的价值。“我刚去过连州畔水村，那里传统的村居，冬暖夏凉，非常不错。”徐祥临告诉《南方》杂志记者，“像泥砖房、土坯屋，不一定就是落后的。”
为了记录这些村落的前世今生，广东省于2015年启动了全省自然村落历史人文普查工作。“现有的自然村落文化历史印记，应该保存；正在消失的，要抓紧挖掘抢救。”徐祥临认为，自然村落普查意义很大。
能查尽查
剑及履及。
“2015年4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地方志工作的通知》，要求开展自然村落普查工作；5月，省政府召开全省第七次地方志工作会议，对普查工作进行了动员部署；9月，我办印发《广东省自然村落历史人文普查工作方案》，明确普查的具体工作步骤和要求。”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刘卫向记者介绍。
2015年11月至2016年2月，涉及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共37个乡镇（街道）的普查试点工作正式开启。有着18个自然村的阳西县沙扒镇位列其中，阮马超就是该镇聘请的普查员，在今年春节之前的3个月里，他每天走村入户，白天走访村民、晚上整理资料，完成了洋洋洒洒6万多字的历史人文普查资料。
佛冈县退休干部李阳光，也加入了普查员的行列。他到佛冈龙塘行政村开展指导工作时，听说行政村有一座明代的将军墓，但村里不能提供资料。于是，他搭乘摩托车到该墓地。因墓地长满又高又密的灌木草丛，钻进去考察后，他全身衣服沾满了草刺，衣服也被荆棘划破。
刘卫告诉记者，本次普查以村落历史人文为主要内容，在普查基本情况的同时，注重挖掘村落由来、姓氏源流、家规家训、楹联碑刻、主要人物等承载村落历史文脉和道德风范并能反映村落文化传承的内容。
除了在内容上“应查尽查”外，此次普查工作在普查对象的覆盖上也做到了“能查尽查”。
“我们不仅普查现存的自然村，还将‘城中村’和虽已改为居委会但普查内容仍基本清晰的原自然村列入普查对象。”刘卫告诉记者，“更难能可贵的是，有的普查员还将已经消失了的，但仍能查到的自然村进行了普查。”据介绍，仅仅是在试点期间，就收到村落概况文稿1000多篇，近200万字。“待全省18万个自然村落的普查全部完成，预计收集到的文字资料将会超过10亿字，图片数以百万张，以及大量的音像资料和丰富的实物资料。”刘卫说。
如此海量的工作，仅仅依靠全省地方志系统有限的工作人员显然是无法完成的。刘卫告诉记者，本次普查工作的发动面很广，省、市、县、镇、行政村、自然村全部参与，在国家层面，得到中国社科院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支持，在社会层面，更有离退休干部、教师、学生和志愿者、村民的参与，普查队伍超过百万人。
让村落不落寞
“现实中的农村可能回不去了。”刘波告诉记者，“但在村落的外在表现形式之外，其所承载着的文明和人文精神，依然是维系着中国人的情感纽带，依然需要得到传承和发展。”
在刘波看来，普查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记录，而是实现村落文明的继续发展和不断传承。
这也成为当下许多人的共识。在仓东村，从2011年开始，一个名叫“仓东计划”的项目开始推进。该计划发起人、五邑大学副教授谭金花博士告诉《南方》杂志记者，通过引入遗产教育、深度文化参访、相关内容的学术会议等活动，“仓东计划”使仓东村重获新生。最为直接的例子便是，为了能够给前来参观学习和体验的人们展示传统文化，村民们会主动去学习此前面临传承断代的地方民歌—开平放鸡调。
在徐祥临看来，通过大普查，这些村落印记都应该记录下来，尤其对年轻人来说，非常重要，“每个村庄都有名片，年轻人才会更加热爱家乡，才会将文化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