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机器代人”一线调查：部分岗位效率提高10倍
本报记者 杜弘禹 广州、佛山、东莞报道
“机器代人”热潮在广东持续升温。
2015年，广东机器人保有量达4.14万台，占全国18.8%、全球2.49%。其中，2015年新增机器人1.82万台，占全国四分之一、全球6.9%。一言以蔽之，广东渐成“机器代人”大省。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日在广州、佛山和东莞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机器人正以“新蓝领”的身份走进车间。企业希望借此解决人工成本上涨、招工难的“近忧”，亦谋求维持产能以快速响应市场，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以重塑竞争力。
不过，轰轰烈烈的“机器代人”也开始趋向理性，更多企业不再盲目赶机器人潮流，而是结合自身实际和行业前景，开始探索适合的技术改造模式和节奏。
“机器代人”一线调查
作为传统制造业大省的广东，近年面临经济转型升级。而“机器代人”已成广东不少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成败。
东莞市瑞必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建军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如果不进行“机器代人”，企业或许死路一条。
这家从事手机及笔记本触摸屏盖板玻璃研发生产企业，从2012年启动“机器代人”，目前已实现高度自动化生产。该公司的无尘车间里，原材料经复杂工序最终变为产品，原先密密匝匝的工人，已被数百台快速精准的机器人取代，仅剩少量工序仍需人力衔接。
曾建军介绍，按月产1500万-2000万片产品算，此前最少需要6000名工人，“机器代人”后仅需1800人。过去，熟练工每人也只能操作2台设备，现在普通工人稍加培训，每人能操作多达25台设备。一些主要岗位，“机器代人”后效率能提高达10倍。因此，从节约人工成本的角度来看，技术改造投入的5000多万早已收回。
受益于机器人的广东企业不止一家。广东连盈家具有限公司转型升级后，订单纷至沓来，但产能开始跟不上。该公司董事长张锡林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今年4月进行流水线自动化改造后效率提升60%，下一步计划引进焊接机器人，让焊接环节效率倍增。
广东机器人火热背后，其原因不难分析。首要原因是劳动力紧缺。
数据显示，2015年前三季度，广东省2万家定点监测企业的平均员工缺口达38人。比如，作为“世界工厂”，东莞一度曾遭遇“招工难”困扰。不过，东莞市经信局调研员梁经昌最近曾表示，该市在实施“机器代人”后，企业招工难的现象得到极大缓解。
其次，成本上升也倒逼“机器代人”。
数据显示，2008年前的30多年，珠三角工人月薪标准仅升100多元，但随后7年，广东一类城市最低工资标准从860元涨至1895元，增长1.2倍，制鞋、家具等行业甚至翻番。
据佛山市经信局副局长张庆云介绍，一个普通产业工人平均一个月3500元成本，引进机器人后，一个机器人平均可以代替8个产业工人，一年可以为企业节约30万元的人力成本。
“机器代人”的另一个因素，是工业产品越发精益求精。曾建军表示，各大手机品牌对供应商的要求日渐严格，而机器人稳定精确，可大幅提高产品质量。这家企业也因此引来三星、华为等合作伙伴，并获得认可。
多方发力支持“机器代人”
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已势在必行，“机器代人”也成为广东制造重塑竞争力，实现向智造强省转变的关键突破口。
广东2015年发布的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和工业转型升级三年攻坚计划曾明确提出，三年内投入9400亿元，推动50%以上工业企业完成技改，制造业向自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迈进。
广东各市政策更是百花齐放。比如，东莞为提高企业“机器代人”意愿，设立专项资金进行贴息补助，并开展企业“零门槛、零首付”技术改造信贷计划。佛山则每年安排5300万元扶持大型骨干企业、劳动密集型中小微企业开展“机器代人”和成套自动化设备改造。
而“机器代人”也初见成效。仍以东莞为例，该市66%制造企业实施“机器代人”项目后，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64.9%，产品合格率从89.3%提高至96.6%，单位产品成本平均下降12.5%。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企业意愿强烈，政府也及时推动，但广东“机器代人”火爆的背后，也还留下诸多问题待解，探索仍任重道远。
广东机器人产业协会秘书长张旭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机器代人”一个突出问题是供需信息不对称问题。企业要么不知道怎么改造，舍不得改造，总体意愿仍然较低，要么就是盲目改造，认为只是简单把人换掉就可以。此外，不少企业家观望情绪也较重，对技术、人才、投资有担忧。目前，“机器代人”处于爆发阶段，但是真正的需求仍未彻底释放。
《广东资本有机构成变动趋势研究》也认为，广东必须消除“机器代人”推进中四大认识误区：“机器代人”不是全部制造业必须使用机器人；不是要换掉全部岗位劳动力；不是简单提高效率而是必须提高质量；政府要引导不要主导。
事实上，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调查中也发现，广东轰轰烈烈的“机器代人”开始趋向理性，更多企业是在结合自身实际和行业前景基础上，探索适合的技术改造模式和节奏。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智能制造工程中心主任助理宋健就表示，广州数控90%以上企业采取高性价比改造方案，即先实现单机、单元、局部自动化，形成高性价比的滚动投资，梯度推进。这取决于企业自身条件和需求，并不是一味追求高精尖就好，甚至有的企业受供应链影响，条件太差，不适合改造。
另一方面，高重复度、高强度、高污染和高危，及高精尖准要求的岗位成为当前“机器代人”的重点目标。
据广东省经信委测算，2020年末，广东工业机器人保有量将达30万台以上，占全国1/3以上，机器人密度将达100台/万人以上。
（编辑：陈洁）
广东本地机器人产业突围：如何以需求孵化核心竞争力
本报记者 戴春晨 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报道
制造业密布的广东，已成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兵家必争之地”。
按广东省经信委的规划，今后三年，至少有195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自动化改造。红得发热的市场需求，催生广东本土数以百计的机器人企业，而以瑞士ABB、日本发那科公司、日本安川电机、德国库卡为首的机器人海外制造商，也早已进场布局。
面对提前发展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掌握着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工艺的机器人“四大家族”，广东机器人产业要如何突围？
连日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去各地实地走访了解到，广东“本土派”的突围正多手段并用：或者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收购国外机器人公司，比如说美的收购库卡；或者引进先进技术进行“二度开发”；或者绕开海外制造商经营成熟的汽车制造领域，开拓自动化程度较低的家电、电子消费品领域的市场。
需求强烈的市场
注册地址位于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的美的集团，不久之前的一则公告震惊了机器人行业。
该公司向德国的库卡集团发出收购要约，拟以自愿要约收购方式收购德国机器人制造商库卡集团。要约的价格为每股115欧元，最高将支付不超过40亿欧元（折合人民币约292亿元）的现金对价。
后者是机器人“四大家族”之一，其自动化生产设备和解决方案领先全球。而此前的2015年8月，美的集团联手日本的安川电机，分设工业机器人公司和服务机器人公司。
无疑，多次的合作，为美的进军机器人产业打下很好的基础。这家做白色家电起家的制造商，正谋划借助机器人之势重塑企业的未来。
事实上，对于广东的制造业企业来说，机器人不仅仅是一个产业，更是实现产业升级的关键点。
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的2015年，广东工业机器人新增1.82万台，占全国四分之一，全球6.9%。而家电、电子消费品、家具等传统制造业的集聚，也使得广东省成为全国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
对此，政府部门期待中国的工业机器人能复制“中国高铁”模式，未来以自主创新换市场。
但是，目前看来，需要迈过的“大山”仍然很多。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调查了解到，广东工业机器人的市场竞争，涉及的企业主体有三类：一是广东本土的系统集成商，大部分从制造业转型而来或做自动化改造起家；二是研发机构和机器人生产商，以本地的广州数控、南下的沈阳新松为代表；三是以“四大家族”、西门子为代表的海外制造商。
把握竞争话语权的是“四大家族”。目前，“四大家族”占据全球工业机器人60%以上的市场份额，在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研发上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而国产厂商还没有叫阵“四大家族”的实力。
据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早前撰写的《广东资本有机构成变动趋势研究》，总体来看，国外发达国家的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起步较早，技术成熟，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和配套设施体系；而广东省机器人产业起步较晚，规模较小，技术能力和研发制造能力都亟待提高，尚待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广东机器人产业协会秘书长张旭也关注到，广东机器人市场充斥着大量低端竞争的系统集成商，其关键零部件甚至本体来自国外；而搞自主研发的少数企业仍在亏损，要拿技术换市场并不容易。这种情况有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初衷在培育国产机器人的政策，反倒给予海外巨头海量订单，进一步挤压本土机器人企业的生存空间。
绕开“四大家族”技术围墙
广东的产业链有什么问题？以机器人应用突破万台规模的东莞市为例，该市2015年工业机器人的15亿元产值中，系统集成环节占65.5%，本体研发应用占30.9%，而核心零部件研发环节仅占3.6%。
但是，缺乏核心技术就意味着受制于人。一台工业机器人成本中，核心零部件的成本一般占一半以上，而“教”机器人做动作的系统集成占据成本小头。东莞的产业链产值结构与工业机器人的成本构成形成“倒挂”，也就是成本比重最少的系统集成反而赚得最多。
这也就是说，工业机器人的大部分利润，最终流入东莞企业所代理的安川、发那科等企业的腰包。而国产机器人占领的市场再多，也不过是给国外制造商“打工”。
很多国内企业关注到这一点，也在不断进行努力。他们中很多选择绕开“四大家族”核心技术或者核心领域，另辟蹊径“突围”。
比如广东嘉腾。在一个月前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广东嘉腾凭借两款拥有核心技术的 AGV（自动牵引机器人），争取到进驻核心展区的机会。尽管展位靠近日本川崎、库卡等国际巨头的展位，但公司的AGV依然吸引了不少美国和北欧的客户。
公司副总裁陈洪波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四大家族”擅长的领域都是机械手，即“机器代手”；而攻关“机器代脚”的物流机器人，能绕开“四大家族”的技术围堵。
物流机器人的关键零部件是导航部件，即给机器人划定行走路线的部件。而在广东嘉腾研发AGV的10年前，物流机器人通行的导航技术是激光导航，其技术早已被国外垄断。
“研发团队从国外引进一项高精度电子陀螺仪技术，结果做出的第一款试验产品就解决了导航问题。”陈洪波回忆道。
从第一代概念产品到如今的第五代产品，广东嘉腾研发的无轨惯性导航技术已站在AGV导航技术的制高点。值得注意的是，国外的供应商并不掌握将电子陀螺仪应用到机器人生产的技术。
而在广州开发区的机器人产业集聚区，广州数控和巨轮（广州）智能研究院也分别走出了两条技术突围之路。广州数控借助自身在数控机床领域的技术积累，将其转移至机器人研发领域，目前已经掌握控制器、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等核心技术。巨轮（广州）智能研究院则采取“拿来主义”，引进德国、以色列等先进技术“二度开放”。
这两家企业负责人一致认为，在不同程度自主掌握核心技术之后，国产机器人大有文章可做，其中之一便是针对细分市场做研发。
巨轮（广州）智能研究院总经理杨煜俊表示，目前自动化程度比较高的是汽车制造领域，已被库卡、ABB等公司垄断。但在3C、家电等新兴行业，国产机器人和海外机器人还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不同行业生产线改造的特点是不同的。”他说。
广州数控智能制造中心主任助理宋健则表示，本土厂家更亲近市场，在3C等自动化程度低的行业的响应能做到比进口厂商快。只要抢先针对这些行业进行自动化研发，就能抢先占领这些小市场。另一方面，做好这些小市场，将会被更多系统集成商接受，从而做大市场规模。
遵循市场需求、寻找技术突破点，广东的机器人产业正在飞速发展中。
（编辑：陈洁）
大规模机器换人蓄势待发 产业结构性矛盾待解
导读
徐晓兰不赞同大跃进式地推进机器换人。“我们更应关心的是，目前中国的机器人面对巨大的国内市场潜力，是否具备了产业化、自主创新的能力。”
本报记者 夏旭田 北京报道
珠三角、长三角涌现的机器换人的浪潮，揭示了中国机器人巨大的市场潜力。
事实上，2013年以来，我国已经连续三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含外资）已达32996台，同比增长了21.7%；中国机器人联盟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共销售22257台，同比增长31.3%。
不过，这一站于风口的产业，也面临重重挑战，比如机器替代就业的冲击，核心技术缺失的边缘化，以及产能过剩隐忧、出口壁垒等等。
机器换人冲击就业？
世界机器人大会秘书长徐晓兰认为，各地积极推动机器换人有政策引导的倾向，但更多的是基于现实的需要。
她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中国的一些沿海地区，人口红利下降、人力成本上升、人才结构矛盾等问题正在倒逼国内制造企业以机器换人；另一方面，随着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原来的农民工可能难以承接新的工作，企业也招录不到所需劳动力，也只能进行机器换人，实际上现在很多领域单位产量所需机器人的成本并不低于劳动力成本。
对于机器换人会带来失业潮的担忧，徐晓兰认为，一方面，机器人并不能完全替代人工，机器人广泛应用的人机交互技术是工人与机器协同生产；另一方面，机器人催生的新产业生态可吸纳大量劳动力，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徐晓兰表示，机器换人兴起，其本身就是人口红利消逝的“果”，自然就不能把前者归咎为失业之“因”。“对失业担忧的背后，实际上是产业转型升级中出现的人力结构与岗位需求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中国每年有近八百万大学生面临着就业压力，而他们不愿意去做工人；另一方面，过去几年里农民工待遇大幅上涨，大大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然而农民工的劳动素质和职业能力却并未同比例提升，他们的职业技能也无法适应产业升级、新技术发展的要求。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理事长曲道奎也表示，中国企业的传统优势是低成本、劳动密集，而机器换人需要最多的是科技、人才、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产业，随着中国传统产业竞争优势逐渐不复存在，产业转型升级将伴随着人员的重新配置。
这必然会出现部分结构性失业。不久前公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在机器换人的大背景下，农民工等群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就业结构特征决定了他们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可能不可避免地遭受冲击，甚至会出现比较严峻的失业风险。
徐晓兰认为，应对机器换人，当前急需提高员工的职业技能与素质。一方面让机器代替下来的员工再次走入课堂，重新就业；另一方面，中国也急需培养一批具备“工匠精神”、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技术工人。
迎接大规模机器换人的产业痛点
徐晓兰认为，中国的机器换人确实出现了较好的苗头，东部沿海地区很积极，比如广东、浙江等地区已做了相应的战略规划。“这些地区面临的产业调整压力更大，工人荒现象更严峻，但从全国看，尚未出现大面积的机器换人现象。”
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副秘书长姚之驹介绍，机器换人在区域分布上最为集中的还是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其中，珠三角以广州、佛山为代表，工业机器人应用量非常大，此外深圳的服务机器人是目前国内最为先进的地方；长三角以上海、江苏为代表，机器人的四大家族在此均有布局。此外，目前潜力比较大的地区一个是以重庆为代表的中西部地区，另一个则是环渤海地区，比如唐山的工业机器人，北京医疗机器人、教育娱乐机器人，天津的水下机器人。
徐晓兰不赞同大跃进式地推进机器换人。“我们更应关心的是，目前中国的机器人面对巨大的国内市场潜力，是否具备了产业化、自主创新的能力。”
在她看来，目前中国的机器人产业还不成熟，自主创新、核心零部件仍然脆弱，盲目、大跃进式地进行机器换人，势必导致直接从国外进口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甚至整机，使得庞大的中国市场拱手相让。
她表示，机器人产业不能像光伏行业一样发展，走只做装备集成的道路。
天津一位机器人企业高管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国内机器人在伺服电机、关节减速器和控制器三大核心零部件中都不掌握核心技术，基本上都依赖进口，中国的机器人企业很多只是进行了简单的组装。
姚之驹表示，从结构上看，工业机器人主要由本体、伺服电机、关节减速器和控制器四大部件组成。目前，除本体外的三大关键部件中，减速器和伺服电机基本被国外公司垄断，国内机器人整机制造企业在关键部件配套方面严重受制于人，基本没有议价能力，以致整机制造成本与进口整机倒挂，在与国外企业的市场竞争中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
根据曲道奎的测算，中国机器人需要进口的电机、减速器等零部件的成本占到了机器人总成本的70%左右。
在高端市场，中国机器人也面临窘境。据姚之驹提供的数据：国产机器人装备应用增速最快的主要集中在搬运、码垛、上下料等一般工业领域，2014年增长了73%。而在高端的汽车电子领域，外资品牌占据了90%的市场，此外，国内外资品牌在焊接、装配领域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姚之驹认为，中国发展机器人必须面对四大挑战：核心技术的缺失，中高端产品上的差距，缺乏质量评价与监督，以及中国对国际市场开放，但出口却频遇壁垒。
机器人产业是否会产能过剩？
高端失守的另一侧，是中国机器人产业在低端的重复建设。
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副司长李东在参与制定机器人“十三五”规划时，每时每刻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机器人产业是否会出现产能过剩？
根据李东掌握的数据，目前中国生产机器人的企业超过了800多家，其中超过200家是机器人本体制造企业，大部分以组装和代加工为主，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产业集中度很低，总体规模小。同时各地方还有超过40个以发展机器人为主的产业园区。
姚之驹认为，40多个已建或在建的园区意味着机器人产业出现了重复建设的苗头，必须要吸取光伏行业的教训。
青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端智能制造事业部的一位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其所负责招商的园区目前已入驻60多家机器人相关企业，园区将在土地租金、购地成本、科技资金扶持等方面给予机器人企业所能争取到的一切政策。
而一位园区内的机器人企业高管则透露，在其所在的园区，多家企业都在做同样的产品，高额的补贴使其免受亏损之虞，甚至园区内有些企业注册了多家公司，然后蛰伏在多家产业园、孵化基地之中，从而获取多倍的政策红利。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装备工业研究所所长左世全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机器人行业的补贴整体上有益于研发和产业化的发展，但具体项目支持的准不准，还是与项目的把关、专家评估、后期评估和追踪有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部分地方存在“领多份补贴”的情况。
左世全认为，没有重点、“到处撒芝麻”的扶持政策反而效果不好，对于技术实力比较强的企业，应该给予持续性的支持，尤其注意龙头企业的培育。
至于中国机器人产业到底是否会产能过剩，李东表示，从供需上看，机器人产业的市场潜力令人期待，而且中国机器人大多是订制，很少有库存积压，中国机器人供给能力特别是高端供给能力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我国机器人产业面临着总量问题和结构性问题，但现在最突出的是机器人产业的结构性问题，我们要防止将高端产业低端化，防止将资源都花在低水平重复建设方面，防止重招商引资，轻创新，轻人才培养的倾向。” 李东说。
李东表示，政府应积极引导各地区、企业，按照自身条件和优势，理性和差异化地发展机器人产业，引导政策资金和资源要素向优势地区和企业集中，避免一哄而上和低水平重复建设。
（编辑：吴红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