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何以能“量产”伟大企业家？
秦朔
编者按
深圳商报和读创客户端从6月20日推出“企业家精神与深圳”大型年度报道以来，通过召开“学习总书记讲话，弘扬企业家精神”座谈会，举办“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论坛，专访企业家，对话学者等方式，深入挖掘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和特质，着力探讨企业家精神与深圳这座城市精神气质的内在联系，受到各界关注。围绕“企业家精神与深圳”这个主题，曾任《南风窗》总编辑和《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的著名媒体人秦朔先生欣然应约，为我们撰稿。秦朔先生“20多年来一直向深圳企业学习、和深圳企业家交流”，故其为文既着眼深圳，又登高望远，真知灼见启人深思。值此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7周年之际，我们隆重刊发秦朔署名文章，作为“企业家精神与深圳”大型年度报道的重磅之作，同时作为献给特区生日的一份礼物。
一个几十年前还不存在的城市，今天却成为中国最具创新精神的热土，30多年来孕育了一批又一批能代表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现代化、法治化、国际化和人文化标杆水平的企业，从而让世界对中国未来深怀信心——这实在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这一奇迹就是深圳。
2006年我曾写过一篇《20世纪看外商，21世纪看华商》的展望文章，预言“深圳部落”将在未来的全球商业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最应该给予关注。它们基本上都走公众公司道路，财富不集于个人或家族，但也不是产权不明晰的传统国企；它们的文化背景是移民文化，是开放文化；它们毗邻海外，喜欢和全球标准相对照，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它们有优秀的企业家才能，同时兼具良好的团队和公司文化；它们生于深圳，但是疆域在全国乃至全球；它们的创始人对于技术的乐趣和事业的热爱，胜过对个人财富积累的欲望；它们大都坚持专业化的战略，不断提高管理能力、创新能力和企业核心竞争力。
当时我还提出，“在深圳群落中，传统华商身上一些不良的基因——财富最大化、思维贸易化、在商不言商、人治化与短期化行为流行——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清除，而诚信踏实、在商言商、价值创新的新基因则深深扎根。这些新的基因，包含着中国企业在21世纪成为世界级企业的希望。”
那个时候深圳还没有一家世界500强企业，但今天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深圳部落”代表着中国企业的进步方向。
十年后我又写了一篇关于深圳的文章——《当深圳敲门，对上海是阴影还是动力？》，提出深圳经济总量20年后可以超过上海，深圳人均经济指标早已超过上海，且上海难以追上，深圳的创新指标也优于上海。文中所用数据都来自两地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三五”规划纲要。其实，报告中所没有的指标，比如明星企业的数量和经济的人格化代表——杰出企业家群体的数量，深圳更是远超上海。袁庚精神、蛇口精神似乎是一种基因，在深圳代代相传。
我在上海读大学，家在上海，创业在上海，当然希望上海好，不希望被超越。但站在大历史角度，我觉得深圳领先的意义或许更大——它证明了市场经济的力量，它证明了越新越好、越高越好，它证明了新制度的力量和人的力量。
改革开放后，在中国经济和中国市场持续高增长的过程中，随着“风口”切换，中国不少地方都曾经“量产”某种类型的富豪，单就制造富豪来说，深圳并没有什么特殊性。深圳的独特价值在于，它是“量产”伟大企业家的摇篮，一代又一代充满创新活力的公司在这个摇篮中诞生，成长，走向全国乃至全球。而几乎所有这些公司的背后，都有一个胸怀远大理想的创业者、企业家，从王石、任正非、马明哲、王传福到马化腾、王卫、汪建、汪滔，等等。
深圳为什么能“量产”伟大企业家呢？从商业文明研究的角度，是因为如下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在共同发挥作用。
外部因素包括制度资本（制度与政策）、社会资本（人口与文化）、自然资本（地理禀赋）和技术资本四个方面。从制度看，深圳是中国制度性交易成本最低的地方，又是从商品市场到要素市场先行先试的试验场；从社会和文化看，深圳是移民文化最浓郁的地方，是人口结构较年轻的地方，是“靠自己永远不倒”的创业与自立文化深入人心的地方；从自然条件看，深圳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离世界最近、得风气之先、贸易条件便利、最容易融入全球市场的地方；从技术看，过去几十年全球经济的驱动力转向信息革命、知识经济，变化扑朔迷离，一切都是平的，哪个地方对旧经济旧产业的路径依赖越轻，越容易走向未来。
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使深圳这个在传统坐标系中不起眼的地方，在新的以改革开放创新为取向的坐标系中，轻装上阵，新装上阵，走向大海，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未来。如果说中国经济自元朝“禁海”后逐步走向了自傲又自闭的窘境的话，1978年之后，在中国拥抱世界的“大航海”运动中，深圳有幸成为领航的帆，探索的旗，就像1492年从西班牙出发驶向新大陆的哥伦布一样。向外，开放，开发，拓荒，深圳的实践最终带动重塑了一个民族面向世界的姿态。
而谈到深圳“量产”伟大企业家的内因，是深圳的很多企业都选择了注重生产性创新、注重可持续发展、注重专业化能力、注重法治与文明的道路。我在研究中提出，创新之结晶、行为之规范、合作之秩序、文化之传承，是商业文明的四根内在支柱。我能有这样的认识和立场，和20多年来一直向深圳企业学习、和深圳企业家交流是分不开的。深圳的优秀企业家群体，没有财富骄人的流俗之气，没有仰仗攀附的寻租之风，没有钻营套利的投机偏好，没有满嘴大话的虚浮作风，每次和他们接触，让人更多感到的是对事业的浓厚的爱，是对更高标准不停的追求与自我超越的精神，是集体学习和健康生活的氛围，是依靠市场、依靠创新的正气。
在现代商业文明史上，我们看到过硅谷奇迹、莱茵河奇迹、神武景气、汉江奇迹等等案例。深圳作为中国奇迹的代表，其意义并不逊色于这些欧美制度与文化背景下的传奇。深圳的故事还只是刚刚开始。所有这些奇迹背后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用经济学家鲍莫尔的话，一个国家要实现领先性增长，需要满足“易于创设和发展企业”“生产性企业家能够得到良好回报”“非生产性活动受到抑制”“迫使市场竞争的赢家继续保持创新势头”这四个条件。要满足这些条件，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有抱负和热情的企业家缺一不可，而且这些因素是互相推动的。深圳几十年的历史再次证明了经济发展中颠扑不破的道理，也证明只要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中国就能创造出可堪媲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奇迹。
19世纪的法国人托克维尔在评价年轻的美国时说，“陆地和水系，山岳和河谷，都布置得井井有条。在这种简单而壮观的安排中，既有景物的杂陈，又有景色的多变……那些十分适于经商和开工厂的海岸，那些深水河流，那个用之不竭的密西西比河大河谷，总之，整个这片大陆，当时好像是为一个伟大民族准备的空摇篮。”几十年前谁能想象得到，深圳这个毫无基础的“空摇篮”，竟然造就了那么多伟大的企业。一个能够“量产”伟大企业家的地方，本身就是有着伟大基因的地方。就此而言，年轻的深圳为中国市场经济创造出了宝贵的“遗产”（legacy）。
今天不少学者喜欢研究商帮，研究地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潜台词是，某些地方、某些人不太适合搞市场经济，比如某某地方的人不太讲信用，某某地方的人不太愿意吃苦。深圳作为典型的移民城市，证明了市场经济的大熔炉会接纳一切参与者，市场经济的大舞台会为一切有梦想的人打开，不管你来自哪里，你都有机会成功。深圳是让每个省市区的人只要来到这里都有希望圆梦的地方，因为政府尊重市场，敬畏市场，服务市场，走法治化、阳光化的服务型道路，所以就能最大化地激发起人民的力量——伟大的企业家们并不是天生的，他们的起点往往也平凡无比，但在市场、制度和社会文化的多重正向激励下，他们会有更大的机会成就伟大的事业，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让自己变得伟大。
（作者为人文财经学者，秦朔朋友圈发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