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女自梳》专题
A01版
/开卷语/
悲情与伟大
沈汉炎
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随便简单的三个字，都隐藏着太多的历史和故事，这些故事充满命运的悲喜。然而与走西口，闯关东的苍莽不同，下南洋似乎有更多悲情味道，尤其是那个特殊的群体——自梳女。
“思寻早日转归边，番邦不是女人去，莫作心迷意杳然。娘亲不用忧心来挂念，须要加衣保身体，从今女去离家远，除是相逢梦一言，辞别娘亲回步转，一眶眼泪滴腮边。”这首曾在南洋的木鱼歌，恐怕是最能代表下过南洋的自梳女的心声。
“自梳女”最早产生于对封建包办的盲婚哑嫁的反抗，女性宁愿孤独一生，也不愿意在后半生仰人鼻息。上世纪初，因为贫穷，珠三角不少女性下南洋打工，给人当佣人。大多自梳女十几二十岁就承担起养家重任，以致最后决定自梳，终身不嫁。直到上世纪70年代，这部分自梳女，还将辛辛苦苦积攒的血汗钱，购买糖油粮面衣布等生活用品，甚至单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等四大件回乡，帮助兄弟姐妹、侄儿侄孙渡过难关。
但正如东莞纪录片《自梳女》中寮步镇的自梳女游丽梅说的，他们人在海外漂泊，心里一直牵挂着祖国。但只有部分自梳女因晚年积劳成疾才回乡落叶归根，更多的是老死他乡。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特定时期中几乎畸形的自梳习俗已成为历史。如今，单单东莞也只剩下22名自梳女在世，平均年龄96岁了，他们作为中国最后一批自梳女，也逐渐远去，远离了人们的视线。看着“自梳女”一个个远去的身影，让人仿佛看到，一个悲惨的年代已成过去。
但这是一段活生生的历史，“自梳女”不该成为一个陌生的名词。是这些女性，向封建婚姻制度奋起反抗，用飞蛾扑火的悲壮和独立的姿态，唤起广大妇女的觉醒，以敦促社会的变革；是她们，像一根根黑夜中燃烧的蜡烛，带着血泪燃烧自己。
“男儿漂泊为本分，女子漂泊为家贫！”纪录片《自梳女》中游丽梅的这句感慨，道尽了自梳女命运的悲哀，也道尽了那个时代的无奈。
A02-03版
最后的自梳女
全市只剩22人平均年龄96岁
东莞拟建东莞首个自梳女博物馆
抢救性挖掘自梳女历史已迫在眉睫
东莞时报记者 沈汉炎
“男儿漂泊为本分，女子漂泊为家贫！”在东莞纪录片《自梳女》片尾东莞自梳女游丽梅的这句话，让人颇为感慨，它道尽了中国最后一批自梳女命运的悲哀，也反映了那个年代东莞自梳女伟大的牺牲精神。
中国最后一批 “自梳女”是上个世纪初，珠三角一带蚕丝业衰落，年轻女性漂洋过海到南洋打工，没有谈婚论嫁而形成的一个特殊女性群体。为了养家糊口，减轻父母的压力，为帮助兄弟姐妹，她们在十几二十岁的青春年华便为肩负着养家的重任，远赴异国他乡，一去就大半个世纪，最后孑然一身，或老死他乡，或落叶归根。
如今，东莞只剩下22个自梳女，平均年龄96岁，最大的有106岁。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自梳女”将成为更加陌生的名词，自梳女这个独特的群体和这段历史将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抢救性挖掘“自梳女”历史已经迫在眉睫了，在市政协、市侨联等相关单位的努力下，常平镇拟将义和堂“十姊妹”屋改建为东莞首个自梳女博物馆，《自梳女访谈录》一书也正在采写中。
东莞自梳女多数是为家庭而不嫁
对于自梳女这个独特而神秘的群体，很多人都会好奇他们为何不嫁。这里面自然有妇女对封建社会的婚姻、夫权的不满，毕竟在盲婚哑嫁的旧时代，男女都基本无自主选择婚姻的机会，不喜欢便是自梳女选择不嫁的原因之一。
在东莞纪录片《自梳女》中，望牛墩镇上合村的伦松胜老人表示，“那时候人很孤傲的，个个都不肯嫁……不喜欢，有人问也不肯嫁。”
当然，也有因经济独立决定不嫁的。他们比较自立，也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成本，同时又担心婚姻会束缚她们的自由，所以决定自梳。今年98岁的横沥村老人邓亚尚就曾表示，自己不结婚的原因有一部分原因是受不了别人管束，“要自立”。她另一半原因就是为了养家。她表示，“给人家打工，如果结婚有了家庭，主人家就不会再聘用她们，那样就没有办法赚钱帮补东莞的家人”，最终她和十几个好姐妹相约“梳起”，终身不嫁。
是的，正如邓亚尚老人一样，东莞大多数自梳女自梳的原因，是为了照顾家庭而牺牲了自己。这些老人，基本是上个世纪上半叶下南洋打工的，那个时期，珠三角蚕丝业受到欧美殖民国家冲击而衰落，加上时局不稳、战火纷飞，人们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用老人们的话说，都是因为“没饭吃”，他们在自己十几二十岁这个青春年华起，开始肩负着养家的重任，为了养家糊口，减轻父母的压力，为帮助家人而自梳，只能远赴南洋打工。
今年95岁的常平镇老人叶瑞娣少时家境贫穷，她一门心思赚钱养家，根本无暇考虑婚事，到了35岁，索性去了马来西亚，到工厂当厨师。这一去就是50年，期间一直对家人念念不忘，赚了钱就往家里寄。
记者还从常平镇侨联秘书长箫效辉提供的资料中得知，2015年12月去世的常平镇自梳女周月笑也是因为当年家里太穷了，她不忍家人挨饿才下南洋打工的。据周婆婆的回忆，新中国成立前，农村许多家庭处于贫困状况，而妇女下南洋去打工是那个时代里能赚到钱养活家人的重要途径。她们一般从事“保姆”类的工作，积攒了一些钱以后就托人带回家，养活父母，扶助兄弟姐妹成家。自己回乡时，买面粉、油、糖、米等食品和布匹，用大藤笠装着，坐船带回老家。尽管年轻时也有人追求周婆婆，但她一心只为赚钱养家不敢多想其他，就只好“梳起”，独身度日。
周婆婆就是东莞自梳女的缩影，和周婆婆一样，许多自梳女为了家人的生存，全心全意在外国打工。
老来多病返乡安度余生
对于时代造就的命运，许多自梳女回首往事，多少还会伤心，而对于自己的选择，大多数人并不后悔。打工期间有些人会遇到一些好雇主，比如横沥镇的邓凤珍，常平镇的叶瑞娣和寮步镇的游丽梅等，雇主对她们都很和善。但多数人还是因为人生地不熟，自己又不识字，只能做些家政工作，艰苦备尝。所以在纪录片《自梳女》中，老人们回忆起往事，说得最多的就是“凄凉”二字。
今年106岁的东莞最老自梳女、望牛墩镇上合村的陈有娣回忆刚到新加坡时的情景：每天要洗7个人的衣服，刷7个冲凉房，还要做其他很多事情，自己不识字，连时钟都不会看，都要求别人教。今年98岁的莞城老人魏林好当年在新加坡遇到很不好的雇主，家里的小孩经常打骂她，不让她出门，一家人外出时，就把她锁在屋子里，甚至有时还不让她吃饭。
然而，让这些老人没想到的是，她们当年那一去南洋打工，基本大多就是半个多世纪。年轻时背井离乡，艰苦备尝，等年老了，很多人都积劳成疾，那时候落叶归根便成了她们最大的心愿。因此，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一些东莞原籍的自梳女开始陆陆续续回国，回到自己的故乡。
然而，一开始她们由于没有中国国籍，无法享受我国公民应有的福利，更没有村分红及其他的收入，加上没有子女，生活上有诸多不便，颇为凄凉。为了晚年有个落脚的地方，来自东莞同一个地方的自梳女通常会集资建立一座“姑婆屋”，共同生活，避免老无所依。
比如，邓亚尚回到东莞后，就与其他自梳女一起集资在横沥镇建了一座“姑婆屋”，一起生活。邓亚尚表示，因为没有家庭，她们最担心的就是老了以后无人照顾，虽然姐妹们一起生活，但是大家年纪越来越大，没有了工作能力，生活也就无法保障。
再比如常平镇，如今还存在着三座“姑婆屋”（又称“十姊妹”屋），是由在海外的常平原籍自梳女约500人自发筹钱寄回常平重建。其中成意堂、合意堂早已改为商用，唯有义和堂近20年来，一直由自梳女周月笑管理，直到2015年12月她去世为止。
不过，让邓亚尚和她的姐妹们没有想到的是，她们原本赖以养老的“姑婆屋”并没有成为她们人生中最后的一站——政府和社会并没有忘记她们，在养老院里，有专业护工照顾她们的晚年生活、养老费用、医疗费用都由当地政府负责，而那些住在亲戚家或独住的自梳女，也有亲戚或社工照看，政府每个月都会有如社保养老金、高龄津贴、低保金等补助。
随时间推移，原先住在“姑婆屋”里的自梳女，有的去世了，有的被亲戚接走了，有的住进养老院了。尤其是2011年9月，东莞首批四名自梳女恢复了中国国籍后，陆陆续续，所有自梳女基本都早已恢复中国国籍，她们开始享受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各项福利待遇，在南洋漂泊了大半辈子，终于能在故土平静地安享晚年。
东莞自梳女今只剩22人
记者还从市侨联提供的资料获悉，目前我市在世的“自梳女老归侨”越来越少，从上世纪90年代的100名左右，到今年1月份，只剩下22个，而且都年事已高，平均96岁，其中年纪最大的是望牛墩上合村的陈有娣，出生于1911年，至今106岁，最小的是寮步镇游屋村的游丽梅，生于1935，至今也有82岁。
此外，在上个世纪，东莞这样的“姑婆屋”还不少，多个镇街都有。如今，这些“姑婆屋”基本已经人去楼空，也有不少在旧城改造中被拆除了……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自梳女”将成为更加陌生的名词，自梳女这个独特的群体和这段历史将退出历史舞台。
也就是说，抢救性挖掘“自梳女”历史已经迫在眉睫了。
致公党东莞市委副主委、东莞民俗专家黎平告诉记者，致公党东莞市委会多次探访我市的自梳女，与老人们谈家常，诉真情，了解老人们的生活近况。从3年前开始，由东莞市政协提出采写《自梳女访谈录》起，致公党东莞市委相关工作人员就多次去访谈在世的东莞自梳女。虽然已经访谈了所有当时在世的自梳女，但因为老人都年事已高，访谈只能多次进行，目前还在做收集整理工作。
此外，致公党市委会、市侨联、常平镇等单位去年就开过研讨会，拟将常平镇义和堂“十姊妹”屋改建为东莞首个自梳女博物馆，目前还在筹备阶段。
“自梳女这段特色历史是中国华侨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黎平表示，自梳女是特色时代的产物，承载着厚重、悲情的历史，那段历史，那些命运，以及自梳女的抗争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不应该被忘记。
自梳女简史
“自梳女”是珠江三角洲特有的女性群体，盛行于南海、番禺、顺德、中山等地的鱼米之乡，不知何时又漫延至东莞。这是封建制度下产生的畸形风俗。除自梳外，还有一种是少女迫于父母之命、不能“梳起”只好违心出嫁，但婚礼完毕后，却长居娘家，不与丈夫同居。这种妇女名义上已结婚，但实质亦是独居，与“自梳”名异而实同。这种婚后独居的现象，在粤中被称为“不落家”。
还有一种名义上已婚，实则是独处的叫“买门口”的。这种情况多产生在一些小康家庭。这些家庭的父母既不愿女儿梳起，又拗不过女儿独身终老的决心，又恐女大不嫁“驮衰家”（在宗法迷信观念统治的社会里，一般人认为凡大年大节，有已长成的女儿留在家中，不吉利，可能招致家中财丁两损），只好采取“买门口”的折中办法。即替女儿找夫家时，言明女儿不落家，宁愿花一笔钱给女婿纳妾为代价。以后逢年过节，该女子则由夫家迎回去；若迎而不去，则任由其往乡中姊妹处度年、度节。家资富有者，更由父母另拨房屋给女儿居住，以免留在娘家招来左邻右里的闲言闲语。
“自梳”“不落家”“买门口”等习俗始于何时，已很难查考，但据任志成书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的《番禺县志》称：“国朝百年来，番禺一邑，其所称贞女者志不绝于书，而其甚者，相约不嫁，联袂而死。”可见“自梳”之举，清中时期已成风气了。
清朝之后，珠江三角洲的顺德、南海、番禺、中山、东莞等地区的手工业比较发达，妇女谋生的门路多了，如养蚕缫丝等，足以赚钱养活自己。她们目睹了桩桩妇女婚后的悲惨命运，感到悲哀，故以“自梳”的方式独身终老，永不嫁人。这是对封建婚姻以及夫权压迫的反抗。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来自东莞市侨联、常平镇侨联以及纪录片《自梳女》）
A04版
叶锦：半生南洋打工为家人
东莞时报记者 沈汉炎
早期，自梳女赴南洋打工大多是由于家庭环境差，常平镇还珠沥村的叶锦婆婆就是其中之一，她大半辈子在国外打工补贴家人，2011年被侄女接回故乡安度晚年，曾经受过她恩惠的亲人都对她的恩情铭记在心，待她如同亲妈一般。
今年春节前，常平镇的相关领导又来到自梳女叶锦婆婆家中，探望并慰问这位98岁的老人家。叶婆婆精神状况依旧不错，还愉快地与大家分享当年在新加坡的生活情况。
叶婆婆有点驼背，但是头脑非常清晰，她是18岁那年背井离乡，远下南洋到新加坡打工的。那个年代，18岁的叶婆婆是很难体会到烂漫青春，因为家庭贫困，不得不早早挑起家庭的重担。而对于一个不识字的少女，突然要只身远涉重洋谋生，那种恐惧与不安，可想而知尽管那段岁月已经久远，但说起往事，叶婆婆仍然心有余悸。
经过数天的海上颠簸，叶婆婆最开始时在新加坡贝宁（音）落脚。因为大字不识一个，和很多到南洋打工的妇女一样，叶婆婆主要是给人家当佣人。更不幸的是，叶婆婆的第一个雇主对她很不好，工资低得可怜，每个月才几元钱。
“好艰难，每天早上4点起床工作到晚上12点，人家吃剩的东西才给你吃，就好像‘妹仔’一样。”叶婆婆说，在那里，她还是忍受8年，实在受不了就辗转到马来西亚继续她的打工之路，这一做又是做了30多年，每个月打工的工资几乎全部寄回家乡给家人，“自己一点都不剩的，五分钱都不舍得用” 。
2011年，叶婆婆由于年龄大了，身体又不舒服，侄子侄女便将她接回国治疗，并入户定居国内。由于膝下无儿女，叶婆婆现居住在侄子侄媳妇家中，亲人待她如同亲妈一般。其侄媳妇凌晨1点多2点还会起床看看叶婆婆，洗澡的时候则会留意她有没有摔跤，冲凉时会叫一叫她，听到有水声就放心了。“她那时候为我们付出那么多，现在肯定要对她好的，就当她是妈妈、家婆一样的。” 侄媳妇说。
其实，一开始由于没有中国国籍，叶婆婆无法享受我国公民应有的福利，也没有村分红及其他的收入，看病治疗费也比较重，这给叶婆婆带来不便。但2012年，在多方努力下，相关部门为其办理了中国国籍，并将其纳入低保救助对象，目前除了亲人之外，政府每个月都会有如社保养老金、高龄津贴、低保金等补助给予叶婆婆维持生活。
萧全欢：16岁赴南洋68岁才回国
东莞时报记者 沈汉炎
萧全欢是常平镇年纪最大的自梳女，与叶锦婆婆一样，今年98岁，但比叶婆婆还大3个月。——她年仅16岁就漂洋过海赴新加坡打工。因为不识字、收入不高，又要寄钱回家，加上圈子小，尽管在外漂泊了几十年，萧婆婆没能碰到合适的人，就干脆自梳不嫁。
在外打了半个多世纪的工，萧婆婆在68岁高龄时才越过重洋回乡。和很多回国的自梳女一样，萧婆婆一生劳碌，最终积劳成疾，晚年颇为不便。如今的萧婆婆，已经是满头白发，独自居住在常平镇木棆中坊的一间旧房子里。
别看屋子小，但家里依旧布置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原来，萧婆婆是一个爱干净又勤劳利落的老人，她虽然一直孤身一人，但常年在外打工生活，早已让她养成时刻保持干净整洁的良好习惯。
萧婆婆两年前身体状况还不错，后来摔了一跤之后，现在腿脚不灵便，生活很多都不能自理，平时走路，也需要一条拐杖扶持着。往事不堪回首，一说起，萧婆婆总有些伤感。萧婆婆少女时，因为家庭生活环境极差，只好和同龄女孩们出外打工，奔赴新加坡给当地的富有人家当佣人。
因为不识字，萧婆婆只能做住家工，帮人打扫、带孩子、煮饭之类的，什么苦活、累活都得干。也因为工资低，“一个月剩5块钱，还要寄回家，哪里都不敢去，一出去就要车钱”，因为几乎接触不到外人，萧婆婆干脆就自梳不嫁。
52年的辛劳工作，最终让萧婆婆积劳成疾，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自己手脚又不方便，眼睛又朦，耳朵又听不清楚”。而当她回乡之后，才知道国内变化之大，但是她很多亲人都不在人世了，自己又无儿女，加上身体每况愈下……这种沧海桑田、物是人非情的感受，老人家一时接受不了。
幸运的是，她侄儿侄媳妇待她很好，经常去看望她照顾她。现在她的日常全靠他的侄子侄媳妇以及居家养老服务队的义工来帮忙。社工、民政干部以及木棆村委会工作人会经常去探望她老人家，或向其侄子、负责居家养老的阿姨咨询萧婆婆情况，给予及时的协助或者帮忙。
这一切，让颠簸大半生、茕茕孑立的萧婆婆晚年多了不少欣慰。
（感谢常平镇统战办副主任、侨联秘书长萧效辉对本文采写的贡献）
A05版
常平拟建东莞首个自梳女博物馆
让“十姊妹”延续新的历史使命
东莞时报记者 沈汉炎
“这就是你要找的姑婆屋，是不是看不出来。” 常平镇侨联秘书长萧效辉笑着说。如果不是他的提醒，记者还会一直往前探寻。确实，这栋位于南门街28号的义和堂“十姊妹”，并无多大特色：占地面积84平方米，为青砖、木结构的瓦房——与周边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房屋并无多大区别。
萧效辉掏出一把复制的老式折叠铜钥匙开了大门，里面颇为杂乱，三张床上横七竖八堆着被子或其他杂物，满是灰尘。再往里走，一个有老式灶台的厨房和一间里屋，也堆着杂物。而沿着木质楼梯到二楼，空空荡荡，木质楼板上落着厚厚的灰尘——自从前年底这座房屋的管理者周月笑仙逝之后，这里便人去楼空了。
看着一楼墙上落满灰尘的一张张老照片，看着里面如花的笑靥，想起她们曲折的一生，记者心里颇为复杂。如果没有这些老照片，没有人特意提示，谁知道这里曾经住过一群特殊的人群，承载着一段让人嘘唏的历史呢?
常平镇是东莞主要的侨乡之一，照片中的人就是其中一类特殊的归侨人群——自梳女。新中国成立前，她们受生活所迫，远赴南洋谋生，终生不嫁，赚钱寄回国内家乡帮助亲人。而我们身处其中的“十姊妹”屋便是这些无儿无女的自梳女筹钱建造用于落叶归根时的栖息点。
据萧效辉介绍，常平镇内早期的“十姊妹”在上世纪70年代时因发洪水被冲毁。现存的三处房屋为80年代初，由在海外的常平原籍自梳女约500人自发筹钱寄回常平重建。其中成意堂、合意堂早已改为商用，唯有义和堂近20年来，一直由自梳女周月笑管理。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回乡的自梳女少了。当时筹钱兴建“十姊妹”的在世常平籍自梳女共42人进行讨论，定下内部口头协议，具体内容有三项：1.由年龄最小的周月笑负责管理“十姊妹”等房屋，并强调房屋及商铺为自梳女的共同财产，不得个人私占；2.因自梳女梳起终生不嫁，没有后代，死后自梳女原来家庭成员及其亲属不得以任何理由侵占“十姊妹”等财产；3.当所有自梳女都去世，“十姊妹”等房屋可贡献由政府托管处理，希望能保留义和堂“十姊妹”不拆，作为历史文物供后人缅怀。
随时间推移，“十姐妹”屋送走了一个又一个的自梳女，而2015年12月周月笑的离去后，义和堂“十姊妹”的历史使命似乎已经结束了，周月笑的亲属也将“十姊妹”的房屋钥匙、土地证等资料交托常平居委会转社会事务局。
为了尊重周婆婆的遗愿，也为了铭记那段历史和这群特色人群，2016年6月17日，市侨联联合致公党东莞市委会一起，在常平镇政府召开了“义和堂自梳女展览馆”建馆筹备座谈会，共同商讨展览馆的建馆事宜，拟将原义和堂“十姊妹”屋建成东莞首个自梳女博物馆，希望通过博物馆的建设，将这一段历史完整再现。
“目前只形成一个意向，至于建博物馆的资金筹措、设计方案、未来管理等方方面面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草案，未来怎么弄还任重道远。” 萧效辉说，他希望也欢迎对自梳女这段历史感兴趣，真正想为文化做实事的机构和人员参与进来。
希望这个自梳女博物馆早日建成，让“十姊妹”在新历史使命中延续下去，让人们记住这段历史，记住这群人。
A06版
东莞女生与她的纪录片《自梳女》
林睿四年前完成纪录片《自梳女》，如今已经拍摄了第二部
东莞时报记者 沈汉炎
毕业于东莞理工学院新闻系的女生林睿，如今在南京工作。毕业之后，同学星散四海，她和许育珩、苏泽贤也分开了，各在不同城市，有各自工作，因此纪录片《自梳女2》还没有剪出满意的版本时，就一直搁置下来了。
林睿和许育珩被人们知道，是因为4年前，她们在大三时候走访东莞7个镇街，采访了13位自梳女，完成了纪录片《自梳女》，不仅为研究自梳女留下宝贵的影像资料，也让自梳女在当年走入大众视野，该记录片不仅获得第三届东莞理工学院“粤光杯”影视作品大赛“最佳纪录片”，也入围了2014年中国（广州）纪录片节。
因为《自梳女》的反响，林睿和许育珩又拉来同学苏泽贤组成三人组，筹拍《自梳女2》，为此还两次下南洋，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国家探访自梳女。
《自梳女》入围中国纪录片节
纪录片《自梳女》其实是林睿和许育珩的处女作，此前她们根本没有拍摄过微电影。“自梳女”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尤其是在90后中，能知道的就少之又少了，林睿也是曾经偶然看过电影《自梳》，才对这个群体有些许印象的。大三时，她们学校实践专业课程需要选题，她想起了以前看过的电影《自梳》，也知道了东莞也有这类人，便想结合起来做——这就是林睿拍摄纪录片《自梳女》的初衷。
对林睿来说，“自梳女”这个选题很讨巧，因为神秘和存世人群非常少，因此容易引起关注。于是她和同学许育珩就组成团队，兴冲冲地行动起来。因为初生牛犊不怕虎，没有太多的想法，而是快速行动，而一旦开始了，很多事情就没有回头，不得不逼着自己去完成。林睿拍摄《自梳女》的过程也一样，开始之后，才发现不容易。首先，到哪里去找自梳女的问题。林睿最开始也试图通过各镇街相关单位要资料和联系自梳女采访拍摄，虽然也得到了高埗镇等个别镇街的帮助，但更多的是以老人年事已高为由拒绝了。
从林睿她们提交给镇街的调查申请，可以看出这两位大学生，正为东莞日益减少的自梳女担忧。认为这段历史应该被记录下来，被更多的人了解。所以她们希望能够探访到这些老人们，通过影像的方式记录她们的故事，和时代赋予在她们身上的精神，以及她们的生活现状，以此来引发更多人的关爱。
正因为这个原因，林睿和许育珩只能一个镇一个镇找，一个养老院一个养老院寻，先后走访东莞7个镇街，采访了13位自梳女。让林睿没想到的是，自己的第一次作品就获得了第三届东莞理工学院“粤光杯”影视作品大赛的“最佳纪录片”，入围2014年中国（广州）纪录片节。
为拍《自梳女》两次出国
“大一时，我拍过一个小短片，但感觉很恶心，但纪录片不会。”林睿说，通过这次经验，她第一次对拍片子有了感觉，同时也有感觉于《自梳女》的不足和对自梳女故事的更大兴趣，她心里一直想到海外走访拍摄，因为“自梳女的故事大多发生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
确实，对于第一次拍片的大学生而言，这近20分钟的纪录片《自梳女》已经相当不错了，剪辑流畅，文字解释简洁温情，很容易把人带进那段历史中。但是对于自梳女的故事，细节还不过，也缺乏专家和官方的态度，说服力稍欠。
为了进一步挖掘自梳女的历史，林睿和许育珩决定拍《自梳女2》，并邀约了同学苏泽贤组成三人组，便开始了海外追寻自梳女故事之旅。或许是机缘巧合，她们的这个项目获得了某网站的支持，让她们更快实现愿望。
不过她们的第一次旅程并不顺利。“我们没出过国，因此也没规划好，仅凭着在网上攻略和几年前的新闻找人，到了新加坡后，一个已经去世了，另一个回佛山了。”林睿说，当时资金有限，时间也不够，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所以只能一个人一个人问。“最崩溃的是，因为忙乱，我们的一些资料还丢失过。”
“不过好在我们是学生，当地人觉得很了不起，都很乐意帮助，因此采访到一些自梳女及其后人，也参观了姑婆屋。”林睿说，但有感于第一次的采访不足，此后在顺德会馆等帮助下她们又去了一次东南亚。“第二次的资料比较齐全，也知道有什么组织可以找，所以比较顺利些。”林睿笑着说，“其中有些自梳女原来就是第一次和我们聊得很带劲的婆婆，我们当时竟然没发现。”
《自梳女2》是林睿在大四筹拍的，两次下南洋后，她们各自有面临着实习、毕业论文和找工作等诸多事情，尤其是林睿跑到了南方都市报实习，空闲时间更奢侈。为此《自梳女2》的后期制作和剪辑进度非常缓慢。
毕业前，林睿最大的愿望就是在离校前，完成《自梳女2》的剪辑，让更多人知道海外还流传着的自梳女故事。可惜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很快就毕业，小组三人星散四海，各自忙各自的工作，而《自梳女2》虽然剪了几个版本，但不能让林睿满意。
尽管林睿表示还不能确定《自梳女2》什么时候出来，但那肯定是一笔宝贵的研究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