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纸媒的困境,调查记者的青黄不接,舆论监督报道难——不断从各种渠道的文字、声音中传出。但仍有那么些一直孜孜不倦做着调查报道的新闻同行,始终以不变的责任感和坚韧的求证精神调研调查出精品,每每拿出人们信服的报道。他们说,面对困难,还是少些抱怨、哀叹,多点自我反思自我更新的声音。无论传播环境、技术怎样变化,追逐真相的新闻调查总不会消失。作为调查记者,如何跨越网络信息和思维的鸿沟,发出理性引导之声?如何实现突破能力的提升和建设,自如应对海量信息的“杂”与“假”?进入“新时代”,调研调查报道的议题、方法、形态都出现哪些变化?
用新闻调查“笨办法”和不变的求证精神应对“后真相”时代
——五人“小”部门四年两获中国新闻奖 六年累计采写近百篇深度调查的感悟
4年间,我和部门记者陈道龙合作的两篇调查性报道《学生午餐费,咋变成老师泡脚盆》和《一纸推广证 几多“生意经”》,分别获第24届和第27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6年来,在新华日报社党委会和编委会全力支持下,只有5个人的深度调查工作室先后采写了近百篇舆论监督为主的深度调查,在江苏省内外产生一定影响,中宣部《新闻阅评》先后3次刊文推介,引起全国同行关注。不少人问,在假消息满天飞的“后真相”时代,在“上报不如上网”舆论监督式微的当下,你们如何在“夹缝”中做准、做深、做好新闻调查?我们的回答是:树立信息时代大数据分析思维,用新闻专业调查的笨办法、慢功夫,去伪存真,追逐真相;以不变的求证精神,应对互联网时代的瞬息万变。
一、记者的“工匠精神”“手工操作”往往是去伪存真的“不二法门”
互联网再发达,也无法取代“人脑”作出人文判断,写出有情感、有温度的新闻调查。作为报社信访舆情和深度报道部门,我们深刻体会网络成为新闻传播和信息采集主渠道后,对传统工作方式的冲击。大家以强烈的危机感,积极探索“互联网+”背景下部门职能转型。比如不固守传统信访渠道,把捕捉新闻舆情的重点转移到网络上,线上线下信息同步采集。再比如分工每名记者每天浏览50个地方论坛网站,尝试舆情分析,寻找深度调查线索。可是,运行几个月后发现,记者除了在内刊发表几篇舆情分析报告外,从网上获得的有效调查线索却锐减,难道舆情分析与深度报道不兼容?
原来,记者主要精力放在细分、统计和归类各地网帖上,并试图从小样本数据推演出一些舆情“规律”,这让他们绞尽脑汁,陷入“大数据焦虑”中。结果是偏重宏观预测性、趋势性研判,忽视对有价值网帖真实性甄别、发帖者动机考量和浅表现象的探究,顾“面”失“点”,浅尝辄止,导致新闻调查信息源枯竭。
我们及时总结“纠偏”。要求记者不完全依靠电脑分析,而是将大数据导入“人脑”过滤激活,脱“虚”向实。如每天报一条“有意思”的网上信息,每周至少报一条经初步核实的新闻线索,每半月采写一篇新闻调查,倒逼记者增强调查求证意识。经过一段时间技能训练,记者捕捉网上新闻信息能力普遍提升,据此采写的深度调查也显著增多。
“孩子,即使你妈妈说爱你,也要去核实。”芝加哥一家新闻机构曾如此提醒年轻记者,即便是最有可能的断言,也要证实和确认。正因为互联网的功能特性,上述提醒在当下更具有针对性和普适性——未经核实的大数据有时也会说谎,即便官方网络平台有时也不敢说完全“保真”。如几年前,有年轻人向某市警务网络平台投诉,反映当地派出所将他作为吸毒嫌疑人,审讯折磨了10个小时。可几天后,警务平台竟出现一条针锋相对的回复,称调查程序合规,没有殴打行为。
照理说,公安平台上的官方回复有权威性,应当深信不疑。可记者发现,回复竟然没有署名单位,是疏忽还是故意?以此为突破口,记者明查暗访,终于弄清原委,采写了《“阳光回复”为何如此不阳光》的调查,披露有关人员弄虚作假、推诿失职行为,在全省公安系统和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当地公安机关迅速登门并在平台上道歉,并给予当事人经济补偿,还当事人以清白。该案例也启示我们:众声喧哗的网络最怕“认真”二字,建立大数据下的人机互动机制,并贯穿一板一眼的耐心求证,可以拨云见日,更快地接近事实真相。
二、互联网会千百倍地放大和传播新闻调查的瑕疵和失误,必须基于尊重事实和自我保护,构建最严格的相互约束、自我审查和内部纠错机制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凯南·马利克认为,互联网时代“真正的变化不在于新闻造假,而在于旧有的新闻守门人丧失了力量”。[1]在喧嚣的网络时代,新闻人丧失了哪些“守门的力量”?从操作层面看,主要是缺失搜集固定证据的能力和去伪存真求证的能力。
新闻人深知,作为舆论监督部门,如果新闻调查中哪怕有细小失误,都可能满盘皆输,直接影响党报公信力。为此,曾经从事3年纪检工作的我,为部门立下“军规”:每篇新闻调查都当成案件来办,每个细节都要经得起“打官司”。因此,反复采访、稿子一遍遍推倒重来,在部门成为“家常便饭”。
为加强记者思辨能力建设,部门实行严苛的业务训练法,要求记者采写每篇调查稿件做到“三个至少”,即至少采访当事双方各两人、至少采访一名专家、至少采集一二三级证据各一个,通过交叉印证信源,固定事实证据,平衡观点,防止偏听偏信。正因为像办案一样做调查,至今发表的近百篇稿件无一失实。
部门还建立 “六讲”“五问”自查自纠制度。“六讲”是:汇报线索讲信源、采访过程讲事实、判断新闻讲证据、提炼主题讲观点、行文结构讲逻辑、发稿流程讲规矩。“五问”是:是多信源还是单信源?是否多方交叉采访印证?是否形成证据链条?是否先入为主偏听偏信?是否轻信上当?通过自我警示,把不实和差错消灭在发稿前。
为采写《一纸推广证 几多“生意经”》这篇深度调查,记者避开省住建厅主管部门的视线,自下而上迂回采访。在前后4个月时间里,记者辗转全省4个设区市15家楼盘,搜集安装使用伪劣门窗证据。虽然见报稿只有2700字,但记者的采访笔记就达20万字,还拍摄照片70多张、录音34份,形成闭环证据链,锁定省科技发展中心3年违规发放2000多张推广证、乱收费2000多万元的事实。
记者手中“铁证如山”,使对方无法抵赖,也为执法部门查处定性创造了条件。文章见报后,省物价局组成专案组进驻调查。之后,责令该中心清退乱收费,并给予罚款与没收104万元的处罚。
省住建厅闻过则改,向全省派出11个征求意见小组,广泛听取意见,并作出多项整改措施。如撤销省科技发展中心推广服务科;取消全省建筑领域发放节能窗、保温材料等多项成熟定型产品的推广证;发布全省《改进完善建设科技成果推广认定工作的通知》,停收多项费用,为企业减负。之后,浙江省住建部门借鉴江苏做法,也出台改进建设领域技术推广工作的文件。省执法部门事后也感佩于记者手中证据的全面牢靠!
严谨采写,不留漏洞,真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记者采写的《600多亩西瓜为什么藤枯瓜僵——追寻“抗病生物肥”伤农真相》发表后,先是肥料企业和当地市政府致函本报,认为报道严重失实,要求更正。接着,所在地区经销商又起诉记者,要求赔偿名誉损失与推销损失45万元。当时,领导担心、家人担忧、同事心中没底,记者和部门领导深感“泰山压顶”。
“有证据走天下!”一次次模拟演练,增强了我们法庭取胜的信心。开庭时,记者向法庭出示了10多份采访录音、20多张现场照片等一批证据,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回击谎言,令对方理屈辞穷,难以招架,最终要求当庭撤诉,并同意赔偿瓜农50多万元损失。多位瓜农驱车300多公里赶到南京,专程给记者送锦旗。
三、互联网加剧了隐性采访诸多风险,如何在法律框架内谨慎使用暗访“利器”,巧妙规避伦理、道德、法律和人身伤害风险,考验调查记者的实战经验和智慧
对于舆论监督部门来说,没有暗访就没有调查。与其说获奖稿是采写成功,还不如说是暗访成功。我们很早就将暗访程序纳入议题设置,精心策划,前后方联动,力求最短时间一次采集到关键证据,实现调查的突破。
如记者采写《学生午餐费,咋变成老师泡脚盆》过程中,先后多次成功暗访,其惊险程度不输侦破大片。
见南京不少家长在网上晒学校伙食差照片,记者先后到10余所学校门前随机采访学生和家长,初步证实反映属实。但部主任认为,仅凭“道听途说”作判断为时尚早,要设法“打进”学校眼见为实。考虑到记者满头白发,便将记者角色设定为“爷爷接孙子”,伺机“混”入学校。同时,要求记者提前熟悉重点学校及周边环境,了解各年级所在位置,防止应对“穿帮”。
一天中午,记者以“给孙子送衣服”为名来到正集体用餐班级,拍摄到7元中餐的标准:梅干菜烧肉,肉只有拇指大小两三块;雪菜炒干子,三四片干子薄如纸片;冬瓜排骨汤,不见冬瓜不见排骨,只有清汤。许多学生丢下餐盒,就跑到校外买包子、烧麦、零食“充饥”。
接着,记者“溜”进学校食堂操作间,拍摄仅供厨师内部掌握的配餐标准和一周食谱。如学生就餐人数,每餐肉类和蔬菜数量,以及每天给老师加荤菜名单与数量。一次,记者正用手机拍摄墙上菜谱时,身后突然传来一位厨师责问:“拍这干什么?”记者不慌不忙应答:“按学校菜谱回家学着做菜。”见记者一脸诚恳的表情,对方没有怀疑,连说“走、走”了事。如是,记者又进入另外3所学校暗访,均“顺利”获取重要证据。记者将4所学校菜谱送请南京农业大学作营养鉴定,结论是:“午餐中蛋白质、脂肪和钙、铁、锌等矿物质,维生素A、B2等营养素不足突出。”
学生餐费没少交,钱去哪儿了?记者又暗访分管学校食堂的在职和退休人员,获得某校用学生餐费为老师网购泡脚盆的发票,以及送餐公司给学校33%“回扣”等多项证据。
调查见报当天,南京市长作出批示。南京市教育局随后发布《中小学食堂规范管理工作意见》,制定《中小学生午餐营养食谱》,开始为中小学培训配备兼职营养师。涉事学校的3名校领导分别受到免职和诫勉谈话处理,1名校长因收受送餐公司回扣等问题被判刑7年。江苏省教育厅专门下发通知,严禁学生伙食费用于发放教职工福利奖金,并将学生食堂水电气费纳入学校公用经费开支,降低伙食成本;严禁老师用餐不缴费、少缴费,搞特殊,促进了全省学校伙食质量普遍提高。
在规避隐性采访风险中,我们坚持公共利益至上、目的正当原则,坚守法律、道德、专业底线,做到所有暗访之前,记者报备、部门会商、形成预案,争取一次成功,不走弯路;之中注重互动,强化策应,一旦掌握关键证据,立即主动向涉事主管部门亮明身份、通报情况,争取他们支持,防止涉事单位“恶人先告状”或搞“小动作”。同时,不允许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防止触及法律红线。总之,谨慎而有节制地使用隐性采访手段,自觉把暗访规范在法律许可范围内。
四、互联网时代新闻调查的创新与突破,本质上是记者思维方式的创新与突破。当务之急,是提高深度思维、深度采访和创新表达能力
美国热心新闻工作者委员会副主席科瓦奇·罗森斯蒂尔在《真相》一书中写道:“21世纪真正的信息鸿沟,不是接入和不接入互联网人群之间的差距,而是有能力创造知识的人与只会肯定先入之见、故步自封、不再学习人之间的差距。这是理性与迷信之间的新鸿沟。”[2]在纸媒进入寒冬、调查记者队伍青黄不接的严酷背景下,业内似乎多了一些抱怨、哀叹,而少了一点自我反思、自我更新的声音。不管时代怎样变化,追逐真相的新闻调查总不会消失。既然如此,作为调查记者又如何跨越网络信息和思维“鸿沟”,发出理性引导之声?
我认为,深度调查是一种思维方式,调查记者是记者中的“另类”,深度报道是记者思考型人格的写照。从实践看,当前记者最缺的就是深度思维方式,即网状思维、多因多果思维、批判性思维、预见性思维等。而最需要改变的是简单思维方式,即直线思维、罐头思维、单因单果思维、固化思维等。其实,做好互联网时代的深度调查过程,就是不断构建深度思维模式、深潜到现实中发现新闻的过程。调查记者的大忌,就是遵循单因果链,用直觉简单化判断问题。
既要重思维更新,也要重记者突破能力提升和建设,以应对互联网信息的“杂”与“假”。首先,反应要快。力求第一时间科学求证,厘清及穿透人物和事物的情感关系,最大限度抵近真相。其次,思路要准。通过经验过滤细节,直觉产生敏感,求证支撑判断,背景印证推理,提高判断水平和精准度。第三,辨别力要强。尊重事实的责任能力,去伪存真的求证能力,舆论引导的平衡能力,是深度调查公信力所在、记者安身立命之本。通过强化思维训练和能力提升,部门记者采写的新闻调查影响力和获奖率明显增加,两名记者先后入选江苏省“好记者讲好故事”成员,赴全省巡讲,其中一位还参加了全国巡讲,扩大了新华报业调查品牌的影响力。(作者是《新华日报》深度报道工作室主任)
(来源:《中国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