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予史实性新闻更准确独特的时代视角

　　——第二十九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作品《见证》创作谈

　　人物选得准、故事讲得好、广播特点突出，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报道《见证》的三大特色。选人上的精妙，不仅在于人物所谓的“分量”，更在于和普通人的个体经历、感受相联系；注重故事性的同时，更注意思想的交流和碰撞；高水准的专业团队保证了节目制作在各个环节上尽可能达到极致。

　　● 郭 静

　　历经半年多的策划、采写、编辑、制作，2018年5月11日（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40周年纪念日），《见证》首播，每周播出5集，共40集，播出跨度长达两个月。

　　从形式上看，特别报道《见证》（以下简称《见证》）每期采访一位人物，通过其对个人经历的追述、回忆，还原社会大转型、大变革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折射社会变迁，梳理、展示改革开放40年翻天覆地的时代变化。这种看似“40年40人”的节目形态并不新鲜，而且改革开放40年（尤其早期）涉及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及相关理念、政策、制度等的发展变迁大多已被反复挖掘，难出新意。为何《见证》能获得认可，并在众多同主题报道中脱颖而出？

　　在人物选择和定位上，明确“是口述史，不是英雄谱”“是见证者，更是普通人”

　　习总书记说：“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坐标上，国家媒体应该报道什么、怎么报道？从策划开始，报道的定位就是“还原历史、立足当下”。还原历史，是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回望40年里一个伟大民族创造的奇迹；立足当下，是思考我们这个国家继续前行的方向和动力。这样的定位意味着纪念改革开放40年，不是一个“句号”，而是一个“逗号”或者“省略号”。基于这样的认知，《见证》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一个原则：它是一部改革开放40年的口述历史，而不是一个40年40人的英雄人物谱；选择的采访对象不是重量级“新闻人物”，而是改革开放40年来重要的“历史见证者”。

　　是找“新闻人物”还是选“历史见证者”，决定了是从人还是从事找起。我们逐年、逐领域地梳理了改革开放40年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改革开放的重要节点，再从这些事件和节点中选择最关键的人、最合适的人。而对重大历史事件和改革开放节点的选择，既要兼顾理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又要妥善处理前20年与后20年、尤其是与党的十八大以来5年之间的关系。

　　这样的梳理、发现和筛选对我们而言是巨大的挑战。对历史事件的判断，对敏感问题的把控，尤其是对改革开放整体历史脉络和未来局势思路的分析，都在考虑之列。最终，有40位人物入选。其中，有7位人物后来进入中共中央、国务院2018年12月18日表彰的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员名单，他们分别是严金昌、刘永好、李谷一、吴仁宝、胡小燕、胡福明、柳传志。

　　有重大新闻人物入选，并不是《见证》在选人上最为人称道之处。重量级新闻人物齐齐亮相，理所应当也十分难得，他们的讲述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人物的选择和定位上，《见证》最有价值的突破在于以下两点：

　　是口述史，不是英雄谱。面对众多新闻人物，聚焦的内容并不只是他们曾经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某些特殊经历以及在改革开放40年中的某些贡献，而是通过他们的讲述，着重还原、追溯他们所依托的时代，挖掘和展现时代氛围、社会情绪，寻找和破解事件、政策突破的深层次原因和脉络。

　　是见证者，更是普通人。在精选重大事件亲历者、关键改革探索者、主要政策推动者时，注重从普通人的视角，选择、关注40年改革开放的众多记录者、见证人。

　　40位入选人物可分为四类：

　　事件亲历者。代表人物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胡福明、安徽凤阳小岗村“大包干”18位带头人之一严金昌、领到第一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的章华妹、中国“复关”及“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首位进入太空的中国航天员杨利伟……

　　改革探索者。代表人物有个体私营经济的标志性人物年广久、改革开放第一代企业家代表柳传志、几大经济特区里主政时间最长的原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中国证券市场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华生、创办南方科技大学的中科院院士朱清时……

　　制度解密者。代表人物有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丽英、参与外经贸领域相关改革开放政策制定的原商务部副部长刘向东、民法学家王利明、环境法专家王灿发、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组成员曾光……

　　社会记录者。代表人物有导演贾樟柯、歌唱家李谷一、作曲家赵季平、民间收藏家樊建川、摄影师王福春……

　　虽职业、经历以及担负的角色不尽相同，但在《见证》中他们拥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见证者”。为着重体现这个身份，有些人物原有的某些“标签”就需要弱化。如赵启正，人们普遍知晓的是他政协新闻发言人的身份，但在《见证》中，他则以浦东新区管委会首任主任的身份出现。通过他的讲述，揭秘浦东开发初期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去除原有标签，强化“见证者”身份，在第四类——“社会记录者”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

　　歌唱家李谷一，当年因演唱《乡恋》引起争议，但这首开风气之先的歌曲，后来被称为“改革开放中国大陆第一首流行歌曲”。李谷一入选，是因为她的歌声里记录了改革开放文艺创作的观念解放。《见证》从“改革者”而不仅是“艺术家”的角度来重新定位李谷一。因此，这集特意引用采访中李谷一的一句原话，做了别致的标题：《“我长了个很抒情的样子，但是我很刚强”》。

　　作曲家赵季平，他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喊出的是一代人压抑许久的心声。

　　收藏家樊建川，他的民间博物馆里珍藏的是千家万户关于改革开放的民间记忆。

　　摄影师王福春，把镜头对准“火车上的中国人”，既反映了40年中国铁路的飞速发展，也记录了40年中国社会的世间百态、人情冷暖。

　　导演贾樟柯，一直致力于展现社会变迁中不同个体的命运和情感，他的电影始终在提醒人们“不能因为一个国家在跑步前进就忽略那些跌倒的人”。

　　对人物的重新定位和解读，让我们获得了更为开阔的视野。透过李谷一的倔强、赵季平的大胆，王福春、贾樟柯镜头下拥挤的火车车厢、躁动的小镇青年，人们看到40年里那个熟悉的自己。宏大叙事的背后，是无数个体命运的巨变，而无数中国人思想解放后迸发的创造力，正是推动改革开放、创造伟大时代的巨大力量。

　　没有只停留在以往这类报道聚焦重大事件当事人、重要关头亲历者的角度，而是将普通人的经历、故事、心路历程巧妙纳入，是《见证》让很多人产生共情和共鸣的秘诀所在，报道因而具有了触动人心的感染力。

　　所以，选人上的精妙，不仅在于人物所谓的“分量”，更在于和普通人的个体经历、感受相联系，展现更为深刻的主题：谁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见证者？是每一个中国人。审视改革开放40年，最具活力的是人；纪念改革开放40年，最该致敬的也是人。

　　在史实性新闻的内涵把控上，强调“尊重历史更立足当下”“重故事性也重思想性”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那如何理解《见证》这样聚焦历史事件、史实和现象的新闻报道呢？

　　新近发生的事实或是历史事实被发现新的现实意义，都是值得报道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见证》这类报道，是否发现、如何赋予其准确独特的时代视角，正是其新闻价值的体现。

　　这也正是这类报道的难题。改革开放40年，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人们的观念、理解已发生或迥异或微妙的变化。如何客观地对这些历史事实进行表述？尤其是如何发掘、理解其现实意义？策划之初，我们请来党史专家授课，为报道定“调”，确保方向不出偏差；同时确定报道定位，“尊重历史更立足当下”“重故事性也重思想性”，并始终坚持。

　　尊重历史更立足当下

　　《见证》在材料选取、细节挖掘和语态表达上，既充分尊重当时的时代背景，将所有人放在改革开放的历史篇章中去还原、评价，又自始至终、有意识地用当下眼光回望、思考。

　　例如，胡福明一集，谈到当时“两个凡是”对人们的影响和部分人心中暗暗的质疑，是这样表述的：“2月中央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那么毛主席发动的‘文革’呢？也不能否定？”——挣脱思想禁锢，寻求理论突破的冲动溢于言表。

　　梁广大一集，回忆邓小平同志到珠海视察，梁广大提到一处细节：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叮嘱“控制汇报时长”，但他说起来就收不住，“提了近10个问题”——这样的细节，将当时改革开放发展到关键节点，改革者的困惑、压力和亟须中央定调和支持的情绪、氛围一下子表达了出来。

　　见证我国外经贸领域改革开放的刘向东一集，谈及80年代初北京勉强符合接待外宾标准的饭店床位只有1000张左右，很多外国客人一下飞机就被拉去景点游览或者被安排在饭店大厅、机场，坐等床位空出来；再比如，1978年，船王包玉刚捐1000万美元建饭店，希望用其父名字命名，可因为接受外资捐款敏感，千万美元支票没人敢接——这些历史细节，让今天已习惯各种招商引资策略的人们格外感慨。

　　更为难得的是，每一期节目，在追溯历史的同时，都会对相关领域最新的理念、现状进行盘点和梳理。如刘向东一集，说“改革开放初期的对外投资，是以学技术、学经验为目标”；现在的对外投资，则“主要以企业发展和产业国际布局为考量”；“2014年起，我国对外投资的规模开始大于引进外资的规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双轮驱动，已经是新时代对外开放新格局中的重要特征。”在龙永图一集中，他说，“中国开放，美国一点都没吃亏”，这些报道通过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有力地反击了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在贸易战中对中国的种种质疑。

　　重故事性也重思想性

　　写史实性新闻，故事性当然很重要。《见证》在讲述故事上独树一帜，由于挖掘出了鲜活、生动的细节，很多故事哪怕只是三言两语，都颇有画面感。

　　见证我国核电发展的濮继龙一集，有处细节看似闲笔，但其实十分生动、鲜活，耐人寻味：1987年大亚湾核电站开工典礼上，嘉宾的桌子上摆着的是“当时进入中国不久、市面上难得买到的可口可乐”——既有画面感，又凸显了国门刚刚打开的现实。

　　贾樟柯一集，谈到上中学时外来文化对青年学生的吸引，他讲述痴迷霹雳舞的经历：“看几分钟完全就被吸引了，觉得那种舞蹈真的是跟自己的身体太融合了！……很想跳，但是没有人教啊！那就一遍一遍看，自学成才。之后我们成立了一个舞蹈队叫‘害虫队’，到处跳，拎着录音机，到处跑……”——“害虫队”的名字，让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会意一笑。

　　注重故事性的同时，更注意思想的交流和碰撞。而这种思考，贯穿在字里行间。

　　如郭凤莲一集，谈到改革开放初期大寨的失落，有这样一段：代表昔日光荣的大寨，如何面对掌声的戛然而止？靠集体力量“改天换地”的人们，如何面对失去“集体”的局面？——对绝对化、“一边倒”的反思，让报道有了更深刻的内涵和现实意义。

　　胡福明一集，有这样一段对话：

　　记者：“当时如果不是您写出来，（是不是）也早晚有人会写出这篇文章？”

　　胡福明：“对，早晚会有人写。”（非常坦率）

　　记者：“（有人认为）这篇文章从学术理论上来讲，并不是最高的。”

　　胡福明：“文章水平高的标准是什么？社会科学最好的文章，就是能在历史上留下印记的文章……”

　　记者：“……解决现实问题的文章。”

　　胡福明：“没错！”（自信而有力）

　　叙事到此戛然而止，给受众留下了思考空间。

　　在突出广播特点上，立足媒体融合，既追求声音的专业呈现，更在意多平台分发中音频的独特性

　　作为一个主打音频的新闻作品，在策划阶段，我们就考虑到了针对不同渠道进行不同形态产品的传播——除了传统的广播节目，还在微信上发布图、文、视频综合的专题报道，在微博上主打短视频。这些短视频不是人物专题片，也不是广播作品的视频版，只有三五分钟，是采访中“最有新闻性、最具冲击力的片段”。

　　但是，作为主打音频的新闻作品，声音的专业呈现当然是我们的长项。按照互联网传播的规律，需要在声音呈现上做到极致。因此，在播音、采录、制作上，我们表现出了国内广播业的顶尖水平。

　　旁白叙事性、思考性强，娓娓道来又克制含蓄，开创了广播专题片的新风格

　　以往广播专题片的旁白，大致可分两种：一种是播音员配音，既体现第三方视角的客观、冷静，又通过其娴熟的技巧，让表达更准确；还有一种是记者旁白，保持相对朴素的表达，技巧虽不如播音员那样专业，但凭借对稿件独到的个人体验而让其有比较强烈的代入感。

　　《见证》选择的是一位记者型主持人，由其担任40集节目的全部旁白。而前述的节目定位，“尊重历史又立足当下”，不仅体现在记者的文字上，更被贯穿于旁白中。出于对节目整体基调的准确把握和对每期稿件文字的深刻理解，旁白赋予了节目思想性，也给了故事更多的增量信息，不论是对历史的追忆，还是立足当下的评点，始终保持站在今天、回望昨天的情绪中。“既有基于个人理解赋予追忆历史事实时的代入感，又有相隔时空立足当下的思考，形成了一种若即若离，沉浸历史又能跳脱到现实的新的观察视角和语态。”整体风格知性、内敛、沉稳，与采访音响自然相融又保持一定的距离，呈现一种客观思考的状态，与《见证》的主题、立意和内容都非常契合。

　　报道采录少留遗憾、多些精彩，名言金句频现

　　采访往往是遗憾的艺术，尤其对广播记者而言，现场采录对话、访谈对记者的采访功力包括录音水平都是考验。《见证》中名言金句频现，这和记者的专业素养、自身努力分不开。

　　如年广久一集，记者问：“您现在回过头去看有没有后悔过，会不会觉得当时如果不那么出头，不那么显眼，现在可能相对更平稳一点？”年广久的回答个性十分鲜明：“人平安就是没出息”。

　　可以说，正是因为语言鲜活生动、采访对象发自肺腑，《见证》才拥有了现在的感染力。

　　音响制作专业精致，提升了可听性

　　40集节目均由专业录音师制作，其对音响细节的衔接、处理以及音乐的选择、铺垫，都是国内广播制作的最高水准。

　　事实上，明确细化的专业分工在新媒体传播中是十分必要的，高水准的专业团队保证了节目制作在各个环节上尽可能达到极致，正是因为在音频生产上的专业化，《见证》在多平台分发中，音频始终具有不可替代性。

　　《见证》播出后，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播出第8集时，方正出版社就主动联系中国之声，洽谈合作出版事宜。2018年11月，图书《见证：我亲历的改革开放》正式出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隆重推荐了该书。在新媒体端，《见证》系列平均每期的视频点击量都在1万+，最高的一条达到了60万。

    （来源：新闻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