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我采访了一位女孩，她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奔波往返在各个不同的政府部门，盖各种不同的公章。她是一名律师，她的工作，就是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帮助来广东投资的外企办理登记注册。

　　当时的广东，正是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正在大力营造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我们想跟拍一个具体的办证案例，对饱受社会诟病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状一探究竟，因此我们找到她。她只是淡淡地问了我一句：跟拍？一年的时间，你们有么？

　　她经手过最少几十家外企的注册，三四个月算快的，长的，一年也办不下来。她曾经经手过这么一个案例，在历时一年，走过十来个部门，盖完三十多个公章后，在最后一个公章时，工作人员告诉她：对不起，您的第一个公章已过期。这也就意味着，她长达一年的努力几乎全部白费。她说那一刻，她几乎看不到路的尽头在哪儿。

　　我问她，这对广东吸引外资的影响会不会特别大？她笑笑，告诉我，在香港，注册一家公司，只需要两个小时。

　　她说，让她难过的，不是周旋在各个部门的各种折腾，而是这些已经明显不合时宜的条条框框和繁琐程序，它是合法的，是受到20年前制定的法律保护的。

　　想要改革，就得修法。

　　她反问我：修法，你觉得可能吗？

　　采访结束半年后，深圳用特区立法权为改革探路，发出了全国第一张改革后的营业执照，从开始申请，到注册成功，用时仅为一天；再半年后，全国人大开始修订相关法律，改革正式在全国铺开。

　　2013年，全国两会，我约访过一名广东官员。他在北京清冷的寒风中把我们迎上楼，给我们一沓厚厚的材料。那是他作为一个全国政协委员，连续6年的提案。连续6年，他执拗地坚持一个建议：建议对现有人口政策进行重新评估，并实行“单独”二胎政策。

　　计划生育政策是基本国策。在6年前，一个体制内的官员，对现行基本国策提出质疑，这本身就需要勇气。早些年，对于提案的回复，办理部门会例行公事地告诉他，非常感谢您的建议，但是，根据我们法律的第几条第几款，然后复制黏贴一段，发回给他，算是回复完毕。

　　我问他，明知如此，为什么还要这样坚持。他说，没有什么政策是能够一成不变的，但是，政策的调整，往往有一个过程。只有对当下形势和自我发展有清醒的认识，只有在风险与机遇之间谨慎决定，这个国家，才可能变得更加强大。指着这沓材料，他说，这以后能明显地看出来，主管部门的重视程度也在提高，每一个回应的条款也更具体。说明他们也在研究，也在推进。

　　采访结束9个月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 “单独二胎”政策落地。持续6年的提案变成现实。

　　2014年，在广东的一个沿海城市，我采访过一位国企高管，他们在建设一个码头，一个月就得支付一亿五千万的工程款，得持续支付24个月。虽然贵为集团的财务总监，但他每天睁眼就得面对没钱支出的囧状。这是一个欠发达城市，他们没有钱。因为历史遗留的种种原因，银行也不愿意借钱给这个城市的企业，包括他们。

　　于是，这群所谓的企业高管，就每人背着几十斤重的大包小包，去北京、去上海，去广州，去珠三角。他们背的不是礼品，是这个新区的规划方案、设计图纸，背着这些去资本市场推介这个沿海城市，推介他们自己。

　　其中的艰辛，他不愿意多说，努力一年后，他们签下515亿元的银行授信，改变了这个城市历史上金融机构不愿授信的旧局面；努力两年后，他们成功发行5亿元的中期票据，谱写了欠发达地区在资本市场成功融资的神话。

　　我问他，是什么支撑着他在艰难的时候还不放弃，他说，在当下的中国，规范的市场运作和现代的企业管理，正在逐渐成为现实，他相信这是这个时代赋予他们的机会，他相信，相信的力量。

　　这就是我的职业，我们能听到质疑甚至反讽；我们也能看到热爱以及坚守；我们能感受到普通百姓对于改善自身生活的强烈愿景；我们也能感受到社会各界为改革、为这个社会的进步，所做的诸多努力。

　　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去真实记录，记录这些当事者的愿望和努力，记录社会各界积极解决难题的态度和实际行动，记录这种超越爱恨、比爱恨更为强烈的情感，记录他们的相信，记录相信的力量。记录下来，给中国的改革尽可能多地争取间和空间。然后，我们才可以说，我们相信未来，相信我们的祖国终将更加美好。

　　（广东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记者 郑亚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