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如今的医患关系，许多人都会一摇头，一皱眉，一叹息。在网络世界里，医患纠纷、伤医事件每每引发巨大反响，善良的人们要么愤怒于“患者怎么变成了‘白眼狼’？”要么感慨于“好医生难找啊！”然而，真的是这样吗？被有意无意地呈现在公众视野里的医患形象，是否能够客观、全面地反映真实世界的图景？

　　这是我从事医疗报道12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在不回避医疗战线存在的种种问题和不足的同时，转换一下视角，就会发现，我们的身边并不缺乏患者渴望的“好医生”，而医生和患者之间朴素温馨的情感交流，能传递给公众“正能量”，催人向善，将阳光洒进每个人的心底。

　　 今年3月19日，广州日报在头版头条“广州好人”专栏，以大篇幅报道了广州一位普通的“八零后”女医生救助路人的故事。3月11日这天，70多岁的卢阿婆在天河员村的街边晕倒，老人嘴唇发紫，危在旦夕。阿婆年迈的丈夫六神无主，束手无策。正当危急之时，一位自称是医生的年轻女士挺身而出，一边为卢阿婆徒手按压胸口，进行心肺复苏，一边指挥吓蒙的家属马上到附近的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急诊科求助。女医生一直坚持到急诊医生赶来，待阿婆呼吸心跳恢复正常后，才悄然离去。

　　后来，我从医院了解到，卢阿婆被诊断为心源性脑缺血，如果不是那位女医生及时进行了心肺复苏，为阿婆转危为安争得了宝贵的时间，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知恩图报，是中国人的朴素情感和传统美德，然而卢阿婆的丈夫并不知道救命恩人的姓名，只是隐约记得女医生在向中山六院的急诊科医生介绍卢阿婆的病情时，简单地提过一句“我是本院医生”。这位七十岁的老人便执着地来到医院门诊大厅，“守株待兔”了五天。老人告诉我，他本以为，医院再大，医生再忙，总要上下班，在门口肯定能遇到女医生。他就想向她当面说一声“谢谢您救了我的老伴儿，辛苦了。”

　　然而，五天过去了，穿白袍的医生来来往往，中间却始终没有这位女医生的身影。老人着急了，只好向医院有关部门求助。几经查找，最后，好医生被找到了。她就是35岁的麻醉科医师庞婷。最终老人和庞医生见了面，一圆心愿。

　　采访中，让我意外的是，庞医生在救人的时候，自己还是一个病人。当时，她在医院接受了一个小手术，打完针，正准备回家休养，谁知路遇危急情况，救死扶伤的职业本能让她立即上前帮忙。休完病假，回到医院，庞婷这才知道，她眼中的“一桩顺手而为的小事”，在病人和家属的心里却成了 “一桩大事”，这也让她深受震动。

　其实，在我们身边，像庞婷这样坚守职业操守的好医生，有很多很多。他们有上门追访疑难病人三十年，从治疗病人一人到管起全家病情的优秀党员刘焯霖老教授，也有边吸氧边出诊，为患者奉献到生命最后一刻的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傅祖植老教授，有坚守急诊科28年、要求“改善医患关系，医生要先走一步”的中山一院急诊科主任詹红，也有出差在外，联手在万米高空的航班上救助乘客的广州四位皮肤科名教授。

    和这些从医多年的教授站在一起的，还有更多尽职尽责的“小医生”和护士，他们没有豪言壮语，不会把自己的善行当成到处“晒”的壮举和谈资，只是每天默默地出诊、做手术、做检查，抄录病历，护理病人，完成大量繁重枯燥甚至可以称得上琐碎的工作。有的人天天加班，错过自己孩子的成长期，以至于一看见小病人就想抱一抱，亲一亲，弥补遗憾。有的人被不满的病人洒血恐吓，擦干委屈的眼泪，还要以医者之心为自残的“肇事者”包扎伤口。如果不是有心人的执着追寻，他们的故事也许就会湮没在岁月里，只在受益病人的心里留下朵朵馨香。

    而病人们对医生发自内心的感谢，写在医生办公室挂满墙壁的锦旗上，藏在散发芳香的鲜花里，有时是病人珍藏28年的一叠写满医嘱的发黄信纸，有时是医生加班出诊，累饿交加时病人送来的一碗粥，有时是年迈病人紧紧握住的一双手，有时仅仅是两个沉甸甸的字“谢谢”。当然，这样的举动太低调和平常，没有轰动效应，也许不够上报纸版面、被推送到手机里的分量，但他们是社会的良善之心，是不愿 “被沉默”的大多数，不应该被“恶劣的医患关系”所代言。

　　回到刚才那个问题，我想，我已经找到了答案：发掘身边的“好医生”，让感人的医患故事走到媒体的聚光灯下，呈现在公众的视野里，从而彰显社会的良善和正气，这是媒体客观全面地映照真实世界的必然要求，也正是有责任感、有担当的媒体和记者应该做的事。

　　（ 广州日报记者 任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