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王冬梅和首都女记协会长赵晨伃等为获奖者颁奖 蒋洪彬 摄
坚守“悬崖村”6个月的央视女记者白璐在现场交流 蒋洪彬 摄
首都女记协八届五次理事会暨第十九届好新闻表彰经验交流会2月16日下午在京举行。本次共有来自中央和首都39家新闻单位报送的139篇稿件参评。其中特等奖2篇、一等奖5篇、二等奖10篇、三等奖60篇。
首都女记协会长赵晨伃说，参评作品题材广泛、写作精良，跟踪热点、直面难点，贴近民生、反映民意，凝聚了人民团结向上的热情与正气，彰显了新闻舆论的宣传、鼓舞、引导和监督作用。
特等奖作品、新华社的《中国扶贫大迁徙（系列融合报道）》，近距离调研采访贫困人群的迁出地、安置区的情况，并用全媒体以及无人机航拍等手段全景呈现大迁徙这一主题。特等奖作品、中央电视台的《“悬崖村”扶贫纪事》，用镜头长时间、持续关注了发生在四川凉山阿土列尔村的扶贫故事。
获一等奖的作品有5篇。人民网的《“我们通过人民网与总书记视频连线啦!” 》记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网演播厅与两千公里之外赤溪村的乡亲们视频连线的情景，展现了总书记践行“群众在哪儿，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的亲民为民之心。人民日报的《关了家馄饨铺 打翻了“五味瓶”》，以上海市井味道的鲜活笔触，直面基层百姓难题和人情法理冲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爸，妈，回家吧！》，深度关注、系统反映走失老人背影中的多元社会生态，寻求走失老人的解决之道。光明日报社的《一位清华大学教授的生命之歌》，独家发掘了已故教授赵家和倾毕生积蓄1500余万元捐助西部贫困孩子的感人故事。北京晚报的《去年8月缺专用纸 今年1月才采购：商标注册证7个月一张没发》，独家披露工商总局商标局因商标注册证长期断供导致商标权益人拿不到权利凭证、进而蒙受损失的现状。
赵晨伃还向与会全体理事报告了2016年工作情况。首都女记协一贯注重协会内部建设，强调团结协作、提高服务意识。每月定时召开常务会长办公会，及时传达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北京市妇联及社团办的有关精神，并认真学习交流，相互通报完成工作的进展情况，梳理问题，商量解决办法，形成了良好的学习研讨风气，在政治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始终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开展活动。女记协一贯注重规章制度的建设、完善和执行，坚持年年审计，做到年检年年合格。
按照社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2017年首都女记协将进行第九届换届选举工作，确保协会焕发新的活力，为首都女新闻工作者服好务，继续组织丰富多彩的业务交流活动。
新华社王清颖:因为那些“小鱼”很在乎
今年春节前，我接到一个来自贵州毕节留守儿童的电话，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这通电话就是照片里的这个小姑娘打的。她叫李淑银，9岁，是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绿化乡绿化小学二年级的学生。父亲叫沙泽忠，在浙江打工，她和奶奶生活在一起。可能你会奇怪，父亲姓沙，小姑娘为什么姓李？因为家里太穷，沙泽忠的妻子由于没钱看病，病故了，为了纪念妻子，孩子随了母亲的姓。
我见到小姑娘的那天，学校的留守儿童“阳光小屋”正在为她与在远方打工的父亲做视频通话，当她看到父亲的脸出现在屏幕上时，哇的一声哭了，那头的父亲，除了沉默还是沉默。视频通话结束后，我心疼地搂过泪流不止的李淑银，她太瘦了，我揽进怀里的瞬间感觉像揽住了一把骨头。
曾经，李淑银在电话里央求过父亲，求他回来陪陪自己，在家乡打工，但父亲回答说，当地工作不好找，于是就挂断了电话。这件事让李淑银每每想起就泪流满面。那天，我通过电话视频问沙泽忠：“你已经分到了扶贫异地搬迁政策的房子，政府还帮助解决就业，会考虑不再出去打工，回到家乡吗？”他说会，但等他过年回来再定。
就在春节前，李淑银给我打电话说：“阿姨，我爸爸今年过完年就不走了，他要留下来陪我，我们要搬进新房子，爸爸还有新工作。”那一刻，我的眼泪瞬间滑落，因为我深刻地感受到这一家人命运的改变，这源自异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出台，父亲和女儿，终于能够有尊严地在一起了。
这是一张全家福，也是这个家庭第一张全家福。照片里身材不高，白色衣服、戴眼镜的女孩叫罗海丽，曾经也是留守儿童，现在居住在贵州惠水县明田安置点，他们全家都是这一轮异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受益者，按照政策，她的父母都被安排在附近工厂打工。海丽在社区中心工作，每月也能有近2000元的收入。
海丽告诉我，她现在最开心的就是每天晚上全家人能一起吃饭，过去只能在过年时，爸妈从外地打工回来，一家人才能一起吃。当我得知全家还没有一张全家福时，提出让摄影记者给他们拍一张，海丽忽然哭了。
扶贫，这个词说了很多年，或许很多人听得都麻木了，但是如果你没有亲身去过那些极度贫困地区，你不会明白，摆脱贫困对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性。
这两年多，我一直在做扶贫调研，2015年4月我和我的同事们，横跨中西部最贫困的地区，历时一个多月，我们曾经行走在悬崖峭壁之上，甚至要双手抠着岩壁的石头，一边看着万丈深涧，一边摸索前进。9月，我又和我的同事们，前往云南和广西的大山深处，探寻直过民族生活状况，直过民族是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少数民族。那一年，我们的报道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汪洋副总理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并说：“感谢新华社，你们去了我不可能去的地方”，并在2016年年初，亲自去了我采访过的直过民族拉祜族的曼班三队，实地调研。
中国目前有8000多万贫困人口，根据“十三五”规划，从2016年至2020年，约1000万的极度贫困人口将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告别世代生活的贫瘠大山，远离恶劣的自然环境。这是一次足以改写历史的大迁徙。从数量上看，这次搬迁的人口约为三峡工程移民的7．75倍；从时间上看，三峡移民安置用了近17年，而这次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规划，只有5年。仅贵州一省，就有7600多个50户以下的极贫村寨将从地图上“消失”。这也是我和同事们在去年下半年继续开始扶贫调研的原因，应该记录这一场规模浩荡的史诗般的大迁徙。
有人问过我，现在没几个人看报纸电视了，你一个女孩子总钻那么穷的深山老林，图啥？新华社每天都会发那么多稿件，谁会在乎这几篇？
真的没人在乎吗？我想起一个故事：退潮后，无数小鱼困在沙滩上，一个孩子一条条捡起来，往大海里扔。有个大人说：这么多鱼，你扔得完吗？谁会在乎这个？孩子回答得很好：这些小鱼很在乎。是的，会有人很在乎。那些贫困地区的干部群众，会很在乎新华社是不是真的说出了他们的困境，他们的努力，还有他们贫困的真相。
但要让别人在乎，首先自己要在乎。我现在工作的岗位被誉为新华社的“中央厨房”，我们努力用融媒体的方式讲好这些故事，进行全方位传播，在新媒体时代凝聚共识。
这是此次易地扶贫搬迁调研中，我们的记者拍摄的航拍照片，形似馒头的山间有一块黄色的区域，那就是我们徒步爬进去的村子。这个村子将在今年全部搬迁至山下的安置点。
这些迁出之地，政府会开始种树。可以预见，若干年后，这些贫瘠之地将会绿树成荫。树林之中，早已无人烟的陋室旧房将逐渐湮灭，假如有后人寻访，或许只能通过一些依稀的遗迹来感悟这沧桑巨变。
我为我的祖国骄傲，因为这样的壮举只能在中国出现并实现。同时让我更感动的是，这两年多，总有陌生的好心人辗转找到我，希望通过我给贫困地区捐款、捐物，甚至还有一个养猪大户，提出要给大凉山捐100头猪，因为我的报道里说那里的人一年才能吃三次肉。
未来，我还会去大山深处调研，希望大家继续听我和我的同事们讲故事。
中央电视台白璐：明知山无路 偏向山上行
我的2016年实际上是从阿土列尔村开始，也是在那结束的，也许这就是一种缘分。说阿土列尔，大家也许会觉得有些陌生，那里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悬崖村”。说真的，去之前我从没想过，这一去就是6个月的坚守。而之所能坚持下来，不是因为我是女汉子，而是因为感动，因为媒体人的责任。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是我们节目《“悬崖村”扶贫纪事》背后的故事。
我们用无人机航头记录下村民们进出“悬崖村”的画面。其实，如果不是镜头里能看到有人在动，说真的很难分辨出哪里才是路，更不敢相信这是自己走过的路。这面悬崖大概800米高，整个上山路也就4公里，但有13处都是几乎直上直下的峭壁，乡亲们用木头和藤条编成梯子，搭在上面，就成了路。其实，这在我看来，更像是在徒手攀悬崖。
这条路我往返了6次，很多人都说我是“女汉子”，其实每次走我都是硬着头皮走下来的，在路上也偷偷的哭过，但是我不敢说，不是怕别人笑话，而是因为这个苦实际上是我自己讨来吃的。
缘起
选择悬崖村，是源于2015年底的一次内部选题策划会，当时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刚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了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号召，并指出，“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而大小凉山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也是全国十四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这个背景下那里的每一点变化都会成为这个地区、这个时代的缩影。作为央视记者，我们有责任要记录下这一切。在当地政府的推荐下，我们把目光聚焦到了悬崖村。可能是因为这条路真的太震撼，很多人只记住了这面悬崖，但实际上，比这悬崖更令我们震撼的，让我们感动的，是这里的人。
我和我的“男神”
先带大家认识一下我的“男神”，21岁的彝族小伙，某色拉博。拉博爬山的本领数一数二，他也是村里安排专门保护我的人。起初，我还对这种一对一、几乎贴身的保护很不习惯，觉得太小题大做。可后来我才懂得，老乡们的良苦用心。
记得有一天，我们急着下山，但天色已经暗了，我加快了脚步，希望能想早点走出危险地带。可突然间我脚下一滑，整个身子就往下坠，当时周围已经一片漆黑，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幸好有一只厚实的手紧紧抓住了我，是拉博救了我一命。而我们团队一行7人，每个人都有一位像拉博这样的“男神”，他们真的是在用自己的生命保护着我们。借用我同事张力的一句话：“把偶像剧的男主角当男神真是弱爆了！什么是男神？在没有路的时候把你拴在腰间，拽着你往上爬的人才是！”
某色伍哈
阿土列尔村和很多贫困村一样，大家生活都不容易，但又和很多贫困村不一样，这里的人们总是让人觉得有希望。
这个满脸笑容，充满阳光的人叫某色伍哈，是村里的贫困户。伍哈最得意的事就是自己娶了一个外乡的老婆。因为这的路太险，以前很少有外面的姑娘愿意嫁过来。而伍哈最大的心愿，就是要让她的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
可是几年前，因为一场泥石流，伍哈家里才修了不到一个月的新房就被冲毁了。一年后，眼见着家里的情况逐渐好转些，却又赶上了村里闹羊瘟，家里的20只羊一夜之间全都病死了。这相当于家里的全部积蓄就又没了。可经历了这么多，伍哈依然笑着和我说，他相信，他一定会让老婆过上好日子。现在，他又租了别人家的地，在山上种玉米、核桃、青花椒。到了收获的季节，他就一点点背到下山去卖，每次要背上100斤重，一天往返两三趟。在扶贫干部的帮助下，伍哈还参加养羊合作社，还在山下种了脐橙。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在2016年，伍哈一家真的脱贫了。
这就是阿土列尔村的人们，无论大人还是孩子，他们都比我们想象的要勇敢。无论放弃。而这的扶贫干部，乡党委书记阿皮几体往返悬崖路150多趟，他们没有人放弃，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坚持下去呢。
比爬山更难的任务
比爬山更难的还是节目的制作。
作为一个老记者，我知道什么最吸引人眼球。在悬崖村的一切都太直接了，直接到可以用赤裸来形容。那里有老乡失足坠崖过，那里孩子上下学，家长要用绳子拴在孩子腰间……每一个镜头都触及“孩子”“安全”这些人心里最敏感的神经。如果简单操作，把这些画面传播出去，拍个三五天就足够了，对于我们也是最轻松不过的，但后果会是什么：看到这些局部表象却又不了解整体情况的人，势必掀起一轮批评质疑甚至谩骂，可骂过之后呢，拍拍屁股走人，不带走一丝贫困，更不带来任何解决办法。事实上这些局部真实与整体真实有很大差距：悬崖村的彝族同胞世世代代居住在那里，原因有很多，而在凉山州还有很多像悬崖村一样，甚至比悬崖村还要贫困的地方。我们认为，悬崖村的价值不在于刺激和猎奇，而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的样本价值，我们的报道也不是哗众取宠，而是通过报道提供给国家一个可复制的扶贫办法，提出扶贫攻坚的建设性意见。于是，我们又一次选择了自讨苦吃，我们用了最笨的办法，老老实实地扎在那里，和村里和村民同吃同住，同时我们还走访了国务院扶贫办、四川省扶贫移民局、四川省发改委、凉山州政府等多个部门，采访了大量的官员、专家、学者，深入调研了解贫困的原因、暴露出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和未来的规划。从前期踩点、调研到最后节目播出，前后经历了近半年时间。
现在，崖村的藤梯变成了钢梯，幼教点也从山下搬到了山上，山上还通了手机信号，老乡们的生活正在一点点发生着改变。我庆幸自己亲历了这一切，不是三五天的走马观花，而是真正持之以恒用之以心的记录。在我们镜头里不只有贫困，更有困境中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勇气与努力。
再次感谢首都女记协对节目的认可，我是代表我们整个报道团队来领这个奖的。7个央视记者、3篇报道的能力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只要能推动一点进步、带来一些改变、启迪和思考，我们都会竭尽全力。就如同我给这组报道开篇取的标题一样“明知山无路，偏向山上行”，我们宁愿自讨苦吃，这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人民日报曹玲娟：上海梦花街宋家三姐妹
这家馄饨到底好不好吃？
《关了家馄饨铺打翻了“五味瓶”》这篇稿件，是人民日报上海分社副社长李泓冰老师带我一起采写的。当时馄饨铺关门歇业，各方面采访也基本完成，但我们就想吃了这碗馄饨再动笔。那天清晨，我们俩跑去梦花街，这家的三姐妹照老样子偷偷给我们下了两碗馄饨，猪油打底、蛋丝虾皮，馄饨肉新鲜扎实。这年头，能吃到一碗猪油下的馄饨，挺不容易，确实蛮好吃的。她们还热情地给我们打包带走了几盒。当然，我们也悄悄把一百元塞在碗底：八项规定不能忘。
实事求是地说，吃完口干，估计味精也是放了的。人们怀念这碗馄饨，主要在于这是很多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的老味道。
为什么要去写一间小小的馄饨铺？
我们报道的开头是：“对煌煌大上海而言，紧邻老城隍庙的那条小街，小街上住着老少三代的那间宋家老屋，以及他们下了22年的那碗馄饨，实在有如芥豆之微。然而，从里面扯出的线头，却有老上海的柔韧千丝，也有新上海的曲折万缕。”
上海常住人口2400多万，大大超过北京和广州，社会治理繁难复杂。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表示，上海要努力走出一条符合特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这是中央交给上海的重大课题。
上海梦花街这间小小的馄饨铺，恰恰折射出了一个社会治理的大课题。上海滩下岗的宋家三姐妹，开馄饨铺解决了3个困难家庭的20余年生计，却因被举报无证经营，铺面关张，引发争议。当时同情梦花街馄饨铺的舆论居多，但她家确实涉及违法经营。这里既有城市管理、特别是中心城区基层社会治理的无解难题，又有人情与法理之间的矛盾冲突。
梦花街是条什么样的街？
梦花街，梦笔生花，名字很好听，很有诗意对不对？
然而，报道说了：梦花街——街面上一水儿的两三层老屋，错落依偎着绵延开去，灰扑扑的外墙，裸挂着纵横杂乱的电线。灶台水池搭在屋外……典型的老旧破乱的上海老城厢。
上世纪90年代，上海实施产业结构大调整，家在梦花街的宋家三姐妹成为上海百万下岗工人的一员。无奈便把娘家客堂间破墙开店卖馄饨，挣一份辛苦钱。20多年后，不意被网友评为“上海滩十碗最好吃的馄饨”之一。
听上去很励志。但是，馄饨铺属于无证无照，环保、消防都不达标。换个地方开，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同样无法实施。
2015年，馄饨铺意外被电视台“梦想改造家”节目选中，装修得脱胎换骨。但空调位置没摆好，邻居就上法院告状。政府必须执法，馄饨铺只能关门，掀起一场舆论风潮。
人情和法理，如何把握两难选题？
一方面，这是一碗下了22年、解决了3个困难家庭20余年生计的馄饨。很多城市，都有相当一批如宋家三姐妹这样的低收入家庭。如何让这样一批人也能共享改革开放成果，让城市拥有更多的人情味？另一方面，无证无照经营触碰法律底线和城市安全红线，依法取缔是保护大多数人的合法权益，无可厚非。
人情和法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经常面对的矛盾和冲突。这样的治理难题是否无解？我们采访了多名专家和基层治理行政人员。他们彼此的意见针锋相对。
这个敏感话题，采访还很难得到支持。不光是基层政府，包括梦花街三姐妹，也有顾虑，参加电视台节目后带来是非，端了20多年的饭碗没了，对媒体也颇戒惧。
我们的采访很不惜力，付出很大精力，采访和反复打磨稿件。光是梦花街，就跑了几回，跟梦花街这一家人聊天，去除她们的心防；采访电视台栏目组，了解矛盾爆发前后故事；又请各政府相关部门聚在一起集体采访，一间会议室坐了来自近十个相关部门的人，讲政策、讲法规、讲梦花街历史、讲为什么这家馄饨铺无证无照开了二十多年；还请教几位专家，分析梦花街案例，了解上海成片“居改非”的先例……
“破天荒”用一个整版报道鸡毛小店
2016年1月8日，《人民日报》以整版刊登报道《关了家馄饨铺 打翻了“五味瓶”》，并配发李泓冰老师的评论《用一份温暖柔化执法的威严》。对一家鸡毛小店来说，这个规格也算“破天荒”。
应该说，报道所持立场，经受住了各方的打量。报道指出，这碗馄饨的背后，有社会治理的大课题，有人情与法理之间平衡考验。法治不可动摇，安全必须保障，和谐亦要达成。这一切，要制度创新，也需要管理者具备同理心，关注群众诉求，体察百姓疾苦，用“人”这个核心，串起社会治理“创新”“精细化”“共建共享”等关键词。
文章指出，社会治理，要求管理者具备同理心，发展要以人民为中心。而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11月视察上海时专门谈到这一点，其中关于“监管也不一定是冷漠的，要多带一点对老百姓的感情”。
馄饨铺的最新“命运”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卢新宁曾说，“科技的进步一年一个样，但人性的进化很慢，千年难变。更何况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涉及最复杂的社会认知和人生感悟。”
作为记者，特别是肩挑事业家庭两副重担的女记者，面临压力，都有倦怠与无力，但你写出一篇有价值的作品，发现有幸记录了时代的精彩片段，这点小小的成就感，足够支撑你在众声喧哗中守住初心。
在报道之后，国务院专门派督察组来调研梦花街馄饨，在各方努力下，特别获益于企业的支持与合作，停业两年的梦花街馄饨年前已试营业三天，计划于2017年元宵节后在新址开业。
2月10日，上海市食药监局正式发布《上海市小型餐饮服务提供者临时备案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对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但经营食品符合食品安全卫生要求、不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的小型餐饮服务提供者，上海将实施临时备案制度，并加强事中事后监督管理，更多梦花街馄饨，有望合法生存啦！
北京晚报白歌：“捡到”一个珍贵的选题
《去年8月缺专用纸 今年1月才采购：商标注册证7个月一张没发》能够诞生，首先必须感谢我在北京晚报的同事，摄影记者阎彤老师。
2016年3月中旬的一个周一，我们部门的例会结束后，同样来开会的阎彤老师说：“前几天跟几个朋友吃饭，有一个做商标注册的老板说，他们已经半年多没从商标局拿回一张注册证了，而且不仅他们一家事务所拿不到，是所有的事务所都拿不到，打听了一下说是因为制证的那种纸没有了，这事儿挺有意思，不知道你们乐不乐意调查一下？”我当时很感兴趣，就接下了这个题，现在想起来真是无异于天上掉馅饼，一个非常珍贵的新闻选题就这样轻松地到了我的手上。
选题有了，接下来就是采访。在阎彤老师的帮助下，我找到了说出这件事儿的商标事务所墨老板。
墨老板做商标注册很多年，经手过很多著名公司的商标注册事务，他也非常热情地向我介绍了商标注册的法定流程和正常情况下所需的时间，也毫不避讳地告诉了我半年来事务所因为无法从商标局拿到注册证而导致的种种麻烦。仿佛是向我证明一般，在整个交谈过程中，墨老板的手机不断响起，全是催要商品注册证的客户，墨老板一遍又一遍耐心地解释说是商标局这边出了问题，但显然客户并不买账。
得到了墨老板这一方的说辞，接下来就需要商标局给出说法。我扮成一名客户，拿着一份已初审通过并公告完毕的商标材料，跟着墨老板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前往商标局进行咨询。上午十点多，我们在传达室向商标局综合处、监督管理处、计算机系统管理处等多个可能给出答复的处室打电话，然而都未能接通。所以，我又带着材料去到商标局受理大厅，自称是一名权利人，向窗口工作人员询问为何公告期满半年多都拿不到证，工作人员也非常坦诚的说，是因为专用纸没了。
至此，因为专用纸断供导致商标注册证半年没发一张的基本事实已经很清楚了。但我认为还有两件事情需要搞清，第一，八月份就缺纸了，商标局至今还没买到纸是否有什么难言之隐？第二，商标注册证迟迟不发给权利人造成了什么损失？
针对第一个问题，我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对工商总局的采购项目进行了检索，发现１月14日工商总局办公厅资产处对外发布了商标注册证的采购公告，1月26日采购成交。之后我从负责打印事务的工商总局下属单位商标审查协作中心得知，3月28日纸送到了，已经开始打印了，但发证日期仍是未知。
也就是说，至少从2015年8月21日起就缺纸了，近5个月后商标局才进行采购，再两个月后纸张才到位。虽然我并不了解政府采购的采购流程，但是以一个普通人的常识来看这件事，掌管着全中国商标注册的单位对专用纸的使用速度缺乏基本的预判和预案，在纸张断供后竟然花费7个月的时间才买到纸，无论商标局有什么难言之隐，这都是荒谬至极的。
而这种荒谬给权利人带来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墨老板转给我一张客户发给他的图片，这位客户是河北的一家老字号纺织企业，与西南地区的很多商超合作十多年，如今却被合作商发出了10日内提供注册证否则下架产品的通知，我联系到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他向我证实了这张通知的真实性。除此之外，我还从一位知识产权律师处获知，商标注册证是商标维权中不可或缺的权利证明，一旦无法提供，就会贻误维权的时机。
至此，我的采访便告一段落了。写稿，刊发，这篇稿子起初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直到工商总局非常耿直地连夜对报道做出回应，承认由于采购环节手续繁琐、部门衔接不畅等问题导致商标注册证发放延误，所以即使这篇报道是批评工商总局商标局的，我也得感谢工商总局面对批评不遮不掩、不羞于道歉。
最后要感谢所有的媒体同行们，尤其是在新媒体方面做得很成功的同行，是他们在微博微信上转载了这篇稿子，将“商标局没纸了”推上了热门话题，最终引起了一场舆论风暴，也让渎职者受到了应有的处分。
我想我是幸运的，一位在工商系统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商标局没纸导致注册证发不下来这事儿在系统内几乎是人尽皆知的家丑，只是不跑口的记者不知道、跑口的记者又没法写，所以最终让我捡了个便宜。
我想我会永远记得这篇稿子诞生的前前后后，不仅仅因为它让我得到了褒奖，更因为它让我看到了新闻人时刻保持的新闻敏感、让我看到了新闻人不分你我对一个社会事件众人拾柴、更让我看到了舆论监督是能够起到作用的。在座的同仁们大概都有同感，记者最难受的事儿就是你报道了没人在乎、无法帮助这个国家和社会进步。我想，哪怕一生只这一次，也足够激励我在记者这个岗位上好好干很久了。
（来源： 中国记协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