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深一度（以下简称深一度）成立于2016年年底，“做有深度、有温度的新闻”，我们追求为受众提供更深一度，更快一步的时事新闻资讯，守望变革中国的纵深阅读。

    01持续关注疫情发展，第一时间成立报道小组

    深一度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关注，始于12月31日网上开始流传《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元旦节假日那几天，其他媒体陆续发布了关于华南海鲜市场的报道，深一度的第一篇报道《SARS防控专家眼中的武汉不明原因肺炎| 深度对话》也于1月9号发出。 在接下的几天里，虽然各大媒体并没有大规模发布新冠肺炎相关的报道，但都在各自对疫情专题报道做充分准备。时至1月19、1月20日时，我们发现陆续有一些快讯和相关报道出来，于是21号我们依托《中国经营报》的一则快讯，正式启动了关于新冠肺炎的专题报道。 1月21日以后，随着各类快讯、回应、通知的陆续发布，对于疫情的报道进入了第一轮爆发期。而鉴于那时还看不出肺炎究竟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同时也还没有记者赶赴武汉，于是我们选择了一个比较稳妥的打法：1月23号的第二篇报道我与好几个同事一起，撰写了一则关于基层门诊现状的报道（《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层医院：发热门诊排长队，防疫物资现短缺，送检需有疫区接触史| 深度报道》）。

     报道发出后的两天内，组内其他返乡过年的记者编辑也被迅速组织起来，再加上有的同事年三十之前就返回北京，最后深一度组成了包括主编宋建华老师在内，共含五名编辑和十名记者的报道小组，后续又有四五名实习生同学加入进来帮忙，所以整体运转比较顺利。 在深一度团队，记者分工不会分得特别细，我们不指定谁专门做人物报道、谁专门做调查报道。但每位记者和编辑都有自己比较喜欢和擅长的领域，总的来说深一度的记者都可以用“一专多能”这个词来形容。 恰恰因为大家各自有自己的线索渠道，编辑们又各自有比较擅长的领域，因此在这次系列报道中，我们采取的是“重点题一起上，其他题分头上”的策略，遇到比较重大的、需要快速出稿的选题，就抽调多名记者和实习生群采，而一些通过自己渠道找到的选题，则记者和编辑分头对接。

    02从线索到选题，记者与编辑的“交谊舞”式配合

    于我而言，好的深度报道总是相似的，它往往在具备公共价值的同时兼具人文关怀，可以引起社会各界的讨论和反思。 以深一度自身为例，我们的报道一般分为三种：突发/热点事件，长期追踪事件和记者自己感兴趣的事件。第一种是记者们都会去持续关注的事件；第二种是较重大的法律案件或热点事件的后续；第三种是记者自己的线索渠道和兴趣爱好，他们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往往可以挖掘出一些不错的选题。 在寻找新闻线索时，报社的组织资源和自建线索网络同样重要。比如在这次新冠肺炎的报道中，本报的同事给了我们一些很重要的线索，帮助我们做出了不少好报道。 在自建线索网络方面，深一度从大年初一就公开了4位记者的联系方式，广泛征求各种关于肺炎的线索。与此同时，大家在转发稿件时也会加一句“求告知武汉现在情况”。持续做了两三天，就有很多武汉或者湖北其他地区的朋友主动联系我们提供线索。 具体到选题的操作上，要想判断一个新闻事件是否具有可操作性，首先要看它是否具有报道价值、以及能否定位到具体的采访对象，或者是否规避掉了一些政策性的桎梏。 举个例子，我们于1月21日采写了关于肺炎患者康复的报道（《一个武汉肺炎康复患者的样本观察：我与新型冠状病毒搏斗的22天 | 深度对话》），这篇报道的点击和影响都比较好，其中挖掘的过程颇为巧合。

    1月21日那天正好轮到我值班，看见群里有《中国经营报》的前辈发了一条关于肺炎患者康复出院的简讯。简讯的作用就是提供消息、要求是写清5w即可。但我觉得就诊过程应该还有很多细节可以挖掘，并且当时第一批肺炎患者发病过程究竟什么样、如何治疗的等等这些细节还未披露，于是我就跟《中国经营报》的记者老师要了联系方式，转给了我们的记者梁婷。 当时，我跟梁婷直截了当地说明了需求：想做一个对话式报道，重点包含3个要素“5W、发病几个阶段和病患自己的感觉、就诊过程”，其中的细节要充沛。 梁婷很擅长抓关键点，在反馈回来的稿件中这些点都问到了，信息量非常足，因此可以判断这则报道肯定能发，再加上对话稿本身比较简单，编辑的工作就是顺一下版块和问题之间的顺序即可，于是这篇稿子完成得非常顺利。 总结来说，记者和编辑就是一个相互配合的关系，就像跳交谊舞一样，一般会有一个主导“带节奏”的，另一个则要跟着转，只要这个关系磨合好了，合作就会比较顺利。业内往常会有一种认识，会觉得编辑是“带着对方转”的那个，但我认为不完全是，主要得看是谁对这个选题掌握得更多一点，那么谁就是“带着对方转”的那个人。 一个选题如果是我挖掘的，我可能会先做一些了解，接着跟记者沟通我希望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稿子。如果一个选题是记者挖掘的，那么他肯定对于这个选题了解更多，所以在开始做之前他就会先告诉我他想做一个什么样的稿子——这时候“带着对方转”的就变成了记者。 只要在这个环节能够取得一致，那么在采访过程中，即便可能发生一些与最初了解不太一样的细节，沟通和调整的难度也会降低很多。此外，深一度每个记者和编辑都有自己擅长的方面，大家在做选题的时候，会找对应比较擅长的编辑，所以磨合就会比较顺利。

    03团队化采写机制保障报道的深度与速度

    在做关于重大公共事件的选题时，同行们（尤其是都市报的同行们）基本有一个共识，就是前两天跑现场，第三天跑医院，第四、第五天分析事故责任，时间安排或根据事件的大小和重要程度来做调整。 因此在此次疫情报道当中，首先我们做的就是梳理——梳理在这么大一件事中，值得报道的点和群体大概有哪几类。 当时我自己的做法是，先搜了搜非典时期一些比较关键的报道，然后梳理出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点：疫情中心城市的居民生活现状、定点医院的收治情况、医护力量的组织过程和野战医院的筹建过程等等，列了有十来个，最后真的落实到操作的只有三四个。 但不同之处在于，这次武汉疫情的突发事件和舆论热点较多，先是武汉禁行、筹建医院，后来又有论文事件、红十字会事件等等，重点突发事件一个接一个。因此，如果没在原先拟定的关注范围之内，想就某个选题进行第一时间的跟进，是存在一定难度的。 此外，在本次疫情报道当中，深一度在武汉前线的力量较少，有些选题的操作先天就比较受限制。所以针对部分选题，我们通过大量的采访，或者要求采访对象出示相关证据，能证明真实性的，就可以电话采访；涉及到武汉当地情况的，我们会通过在前方的同事或同行求证一下，再确定做不做；还有一些的确在后方难以核实的信息，大家会拿出来讨论一下，一般会选择谨慎观察，暂缓下手。 有些选题第一落点没法做，这个时候我们通常会尝试从第二落点或第三落点去跟进。 在这其中，团队化采写机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团队化采写指的是深一度在遇到重大突发事件并且需要抢时间的稿子时，组织起一队记者进行密集采访。一般会有一个经验丰富的主笔人，并且要求这个主笔人对于主题写什么、文章主要分为几个部分、具体需要采访几个方面等等，有着非常清晰的判断，并且把这些采访任务分别分派给多个记者，采用人海战术多点采访以获得信息，最后汇总到主笔那里进行组稿。 比如李文亮医生去世的讣闻报道《送别李文亮医生：愿天堂不再有病毒 | 深度报道》就是事发当晚团队化采写的作品。我们一共出动了七个记者和一个实习生同学，分别联系他的同事、主治医师、以前的病人等等，最后汇聚给最早采访李文亮医生的记者韩谦，由她来组织成稿。

    在此次疫情的专题报道中，深一度还做了很多深度对话式稿件，其中部分稿件收获了不俗的影响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一些事情向更积极的方向转变。 比如我司记者魏晓涵就“病理解剖”这一问题与病理专家刘良进行了对话（《“着急”的病理专家刘良：死亡病例过千，尚无一例病理解剖，早一点做可以多救几个人| 深度对话》）。

当时其实刘良先接受了视频采访，但采访相对简单，这就又给了我司擅长挖细节的记者们操作的空间。 病理解剖对大部分人相对陌生，魏晓涵也不例外，为此她前期专门看了一些比较专业的材料。比如相关专家的采访和论文、同类事件（比如SARS、MERS）病理解剖是如何做的、存在什么值得关注的细节等，之后采访方向也就定了。 其中关注的主要问题是：目前武汉疫情病理解剖的状况、面临的困境（比如伦理、技术、可操作性、危险性、经验等等）、为什么重要、既有的经验、大家对新冠肺炎本身的困惑，每一方面会细化出六七个问题备用。 采访通过电话完成，除了做到尽可能挖掘细节之外，还要把话题延展开，注意核实关键信息。对于比较专业的话题，做到自己能理解、向别人解释清楚即可。 实际上，找当事人需要运气、人脉和技巧的三重加持，而取得受访者信任最主要还是靠真诚和尊重受访者，另外提前列采访提纲和说明想要采访的内容很重要，语言逻辑清晰，受访者就比较容易接受。

    04 没有媒体不在乎数据表现，但数据也不该是唯一指标

    对于一篇报道中的文本的具体要求，深一度的标准是：真实性确凿无疑，内容扎实，细节充沛。 既然要做新闻报道，肯定事实为主，情绪不在第一考虑范畴之内；既然要做深度报道，肯定质量为主，流量不在第一考虑范畴之内。但话说回来，事实的细节到位，真情实感自然会流露；报道的质量高了，流量一般来说都能看得过去，这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 没有哪家媒体不在乎数据表现，我认为“将新闻报道作为一个‘产品’去生产”，这种思路符合现在的媒体发展趋势，如此一来数据势必会成为产品的考核指标之一。 但数据不该是唯一的指标，也不是深一度判断一个选题该不该做的决定因素。 像此次肺炎系列报道中，由记者郭慧敏和编辑石爱华操作的关于肺炎医疗垃圾处理的选题，虽然反映在数据上它不是一篇十万加，但它的意义很重要，角度也很新颖。所以当时选题会上一报题，我们都会觉得很有价值、有必要跟进。至于它能不能成为爆款，不在选题是否成立的考虑范围之内。 好的新闻作品有时候自带爆文属性，但并非所有的爆文都可以称得上好的新闻作品，对生产爆款这件事，我觉得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个题是不是一个值得做的新闻选题，至于做出来是不是一个爆款文，应当“尽人事、听天命”。 比如我做的报道《一个武汉红十字会志愿者的自述》，线索由我的一个武汉朋友提供，当事人汪慧（化名）是朋友的朋友，正好在武汉红十字会当志愿者。当时朋友介绍给我时，我其实有所犹豫 ，因为当时我对于“武汉当时的状况下，红十字会到底有什么问题”的判断还不是很明了，没想好从什么地方切入，就一直搁着。

    后来在武汉红十字会遭遇质疑的几天，汪慧在朋友圈里提到了自己所看到的一些情况，于是我觉得时机到了，就邀请她做了一个对话。汪慧表达能力很好，又是在红十字会做志愿者，对那里的运转机制比较了解，再加上是朋友的朋友，信任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因此回答也就更加丰富了。这则报道在最后的数据表现就非常好。 一篇有意义的新闻报道首先要有非常强烈的公共价值属性，要是再能挖掘出人文关怀和值得反思的点就更好了。但显然，现在靠一篇报道就能去推动事情改变的情况太少了，需要的是整个媒体界的持续发声和社会各个领域的人持续关注。

    05优秀报道的诞生终究离不开记者的基本功

    从报道的角度来看，一篇好的报道能做出来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碰上好选题、采访对象愿意讲、表达能力好，不仅需要运气，更需要时机。就像电视剧台词里说的，“缘分和时机不是自动找上门的偶然，是带着恳切的盼望做出的无数选择”。 从这次疫情报道来看，首先我们团队的运气真的很好，1月9日的专家报道和1月21日的康复患者报道开了很好的头，为后续采访对象信任我们、愿意接受采访、身边朋友牵线介绍采访做了很好的铺垫。 除了“人形锦鲤”的加持，记者愿意等、不放弃也很重要，记者韩谦在联系受感染医生时，一开始加不上医生的微信，前后大概等了三四天才通过，采访又花了两三天才完成。恰恰那时候是整个疫情报道的初期阶段，可供选择的选题有很多，如果每每遇到阻力就放弃换下一个题，最后未必能完成对受感染医生的采访。 再有就是基本功要做得扎实，比如采访前专心读资料、列采访提纲、多方求证等等，这些都是基本素质，但真要实践起来其实是很费事的，稍一偷懒可能就会疏忽。 最后一点是好记者都很会抓重点。在深度报道中通常需要许多细节，虽然这次报道我们采用了很多次对话形式，但没有描写不代表不需要细节。在这次疫情报道中，有好几个新记者都参与了进来，但极少出现那种不知道“什么叫细节”、“多细的细节叫细节”以及“什么是有效细节，什么是无效细节”之类的问题。这样稿子的信息就会很丰富、扎实，后期编辑难度就小很多。 在深一度，新记者进报社后一般会轮岗，轮岗之后进入小组也会各个领域的选题都试一试，从中找出自己喜欢并想要发展的方向。深一度的新记者均有非常丰富的实习经验和不错的独立完成稿件，有些之前就是深一度的实习生，因此他们对深一度的要求和风格非常了解。 这次疫情报道中，我们一个在武汉的实习生胡琪琛做了一篇反响很热烈的报道《29岁武汉女孩封城后的26天：她并不想成为英雄，只是想不被绝望困住》。

    她是武汉人，自疫情爆发以来一直在武汉，对于当地的情况有着很深的了解和情感体验。在这篇报道背后，胡琪琛做了大量、深入、反复地采访。 她采访李小熊本人前后一共四次，每次采访都不少于一小时；外围采访对象有十人，包括小熊的母亲、男友、好友、捐款者、其他志愿者司机和爱心餐厅老板等等。胡琪琛在后来的总结中说，采访时她反复告诉自己，只要还没到约定交稿的那一刻，采访就没有停止。 在写稿的过程中，她也会随时与采访对象沟通确认细节；直到稿子交完后，她还在和李小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李小熊对待采访知无不言、极度赤诚，加上一个对细节反复确认的编辑计巍，共同缔造了这篇报道。

    06写在最后

    总结此次深一度对疫情的系列报道，我认为做得好的地方在于“选题的角度好、采访的人很核心”，这得益于报道初期的稿件的良好影响力，让很多读者、知情人以及同行愿意向我们爆料，给我们后续的采访提供了很好的便利。而在这种重大事件中，很多具体选题只要找到核心当事人，任务就完成了一半。 另外，很多选题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记者或编辑都会打出长长的一段文字来介绍这个题的详细情况。在具体操作之前，了解的情况越多，对于找角度来说越有利，能找到可以突破的点也就越好。 但也有遗憾的地方，在此次疫情报道中，我们更多着眼于细微之处或个体报道，比如康复者，比如专家，比如在某个国家发展的海外华人一次具体的援助。却很少有武汉当地全景式的观察报道，或者针对某一个问题进行全面梳理的稿子。这与赶赴一线的记者少、人手不足以覆盖此类型的选题有很大关系。 此次疫情发生之后，是我从业这些年来所能感受到的，公众对于新闻资讯需求最强烈的一次；有言称“采访就是仰仗陌生人的善意”，这也是我接收到来自陌生的采访对象善意最多的一次。 因此每次采访、每次编稿都会觉得有一点小惶恐，生怕一个疏忽，再辜负了采访对象的善意，或者伤害到本来就很脆弱的“公众对于媒体机构的信任”。所以操作上很多时候宁愿收着一点，也要避免更外放地去表达。
    我认为在操作上保持警惕和谨慎没什么不好，但重树媒体公信力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是一两家媒体就能做到的事，它更多的是需要公众和媒体对彼此的互相坦诚和信任，用一句歌词来总结，就是“越过谎言去拥抱你”。希望这次疫情在带来伤痛之外，还能带来更多的反思，而我们也能在疫情结束之后，收获更多的来自公众的信任。

    （来源：传媒茶话会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