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全球化、国家战略发展和媒体融合等三大局面共同构成中国主流媒体发展的新环境，共同形成中国主流媒体内容生产的总体背景。在新环境下，中国主流媒体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形势也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深刻影响着中国主流媒体的内容生产与创新发展。面对发展新形势，中国主流媒体只有高扬文化自信、发挥独特优势、探索融合创新，才能不断彰显主流价值、放大主流声音、壮大主流阵地。
   中国主流媒体在新形势下的发展面临着新的全球化、国家战略发展和媒体融合纵深发展的新局面，这三大局面共同构成了中国主流媒体发展的新环境，也构成了中国主流媒体内容生产创新的总体背景。
  （一）全球化新环境的机遇挑战 
   全球化意味着生产资源的全球配置与争夺。马克思最早以“世界市场”的概念将全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研究，预想了“全球化”的雏形。伴随“地理大发现”、大国崛起的此起彼伏和全球的革命浪潮等历史进程的推进，全球化逐渐成为不可阻挡的大潮流，世界历史呈现出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等全方位一体化的趋势。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的全球政治经济博弈，世界版图被重新瓜分，资源被重新配置。从“美苏争霸”到美国“一家独大”，中国在这一历史阶段中抓住战略机遇期，快速进入全球化格局。特别是在加入WTO之后，迅速成长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2018年的中美贸易争端又成为全球化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其中，中美贸易争端所显现出的不仅是两国经济关系中的贸易摩擦，还有美国的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倾向，中国则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转而成为逆全球化的最大受害者。在这种逆反趋势中，中国旗帜鲜明地扛起全球化大旗，在新环境下引领全球化发展的新方向，比如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以及对新的全球治理观的倡导等。
   对于中国主流媒体的发展而言，全球化意味着其内容、资本、渠道、人才、技术等方面的全球性资源配置（胡智锋，2018）。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流媒体在融入全球的进程中也在不断吸纳全球媒体资源。
   从内容生产层面观察，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中国主流媒体的节目都在借鉴、模仿西方节目模式和样态，新闻节目中的《东方时空》《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节目分别借鉴了西方新闻杂志、新闻调查和脱口秀等节目模式，综艺节目中的《幸运52》《开心辞典》《中国好声音》《爸爸去哪儿》等都是引进或借鉴西方的“洋版本”。不过，中国主流媒体的内容生产也从过去的“内循环”转为不断融入全球传媒市场的链条中，从合作、采购到版权引进、本土化改造，中国主流媒体的全球化进程也不断走向深广。
   从资本、人才、技术等层面看，海外资本虽然不能直接进入中国媒体，但也在合作中间接进入中国媒体市场。中外传媒人才之间的交流引进也成为常态，仅CGTN就引进了大量来自五大洲的记者、编辑、主持人等专业人才。中外技术开发合作的开放度、融合度也不断提升。
   与此同时，全球化也给中国主流媒体发展带来诸多问题和挑战。一段时间里，过度依赖国外资源、崇尚西方价值的现象，比如盲目引进国外节目模式、以西方标准进行新闻内容生产等情况，严重制约和影响了中国主流媒体的自主创新能力、舆论引导力和全球竞争力，少数中国媒体甚至唯“西方”马首是瞻，丧失了正确的价值引领，也丧失了在全球媒体舞台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可喜的是，近些年来中国主流媒体在积极因应全球化变局、适应全球媒体新环境的同时，坚守正确的价值导向，不断推进全方位的自主创新，不仅在节目制作上产生了一系列本土化创新的现象级作品，为全球传媒创新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而且在全球媒体话语体系构建中积极释放中国声音，为建设世界传播新秩序贡献中国智慧。
   （二）国家发展战略的迫切需求 
   百年来的中国历史是从苦难中奋进、崛起的历史，经历鸦片战争、推翻帝制、内外战争，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程。正如习近平所言，“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与此同时，由价值观差异所造成的文化冲突、由意识形态不同所导致的东西对峙，以及舆论格局“西强我弱”状态等现实存在，对中国和平崛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体系、中国主流媒体影响力等造成巨大压力，对此重要背景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一是在价值观层面。价值观差异及冲突是文化冲突的突出表征，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是由人们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等问题的根本观念差异所导致的。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中西方的整体观存在着巨大差异。比如，中西医在对待生命问题上的差别虽体现的是各自医疗体系的不同，但更反映出东西方哲学文化层面的迥异。中医的优势是全面、系统、辩证，而从现代医学上讲，其精准度、规范度相对欠缺；西医的科学性、精细化更强，却因过度分析而相对机械，缺乏综合、系统、辩证的方略。可以说，中西方的价值观各有千秋，又很难融合。同时，中西方价值观分属不同体系，也很难有对错、是非之分，而一旦缺乏对话，就容易引发冲突。
   二是在意识形态层面。意识形态是基于价值观等因素的思想，是体现在文化、宗教、政治等方面的理念，尤其反映在政党、政权和国际政治中的输赢之争上。如果说价值观存在差异和冲突，意识形态则存在争辩、竞争，乃至对峙、博弈。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分属不同体系，具有完全不同的理念，其因制度、阶级、民族、宗教等方面的理念差异而形成的严重对峙局面一直没有改变。从上世纪90年代的“和平演变”到进入新世纪的“颜色革命”，都是意识形态领域激烈斗争的直接显现。西方国家一直以来都没有放弃瓦解、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企图，这对我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严重挑战和威胁，其形成的巨大压力会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而不断增大，对峙和斗争在某些时期甚至有越演越烈之势，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三是在舆论格局层面。舆论格局的形成主要基于以大众传媒为主导的舆论营造。如今的世界传媒舆论呈现出“西强我弱”的格局，具体体现为以强势英语国家为主导。传统老牌的欧美国家媒体集团持续垄断全球传媒舆论资源，中国主流媒体在世界舆论格局中的影响力甚微，真实的中国故事和中国形象得不到有效传播，中国在争夺国际舆论话语权中处于弱势地位，这些现实情况对中国主流媒体造成巨大的压力。
   总之，国家对主流媒体抱有迫切的需求和极大的期待，期望主流媒体在传播中国价值观、维护中国意识形态、改变“西强我弱”世界舆论格局等方面有更大作为。中国主流媒体的发展是与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具体实践都是在围绕国家发展战略、服务国家发展需要中进行的。中国主流媒体面对着国家战略发展的迫切需求，需要不断通过实践来塑造正向、立体、全面的中国，彰显中国主流媒体的新时代使命担当。
   （三）媒体融合趋势的纵深发展 
   媒体融合在近些年来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从早期学界的学术论断，到其后业界的探索实践，再到宏观引导下全方位媒体融合格局的形成，媒体融合趋势不断向着纵深方向发展。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以单纯强调介质融合的“媒介融合”概念由美国学者提出。而进入21世纪，传媒界才真正开始面对现实发展中的融合问题。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带来了媒体界的寒冬，诸如“报业寒冬”、“电视将死”等对传统媒体的悲观论调持续若干年，而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则在给传统主流媒体带来前所未有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新技术条件下媒体融合发展的崭新前景。
   媒介融合时代，传媒内容融合之快、传播形式创新之快，全方位地改变了人类媒介与传播的发展格局，乃至整个人类的认知、行为与价值结构（胡智锋，刘俊，2017）。主流媒体在新的媒介与传播格局中产生了传播力、吸引力、影响力弱化的问题，导致主流声音未能得到充分、有效的传播。长期以来，中国主流媒体主要是传统媒体，主流声音主要依靠传统媒体传播。
   但在媒体发展的新环境下，传统媒体的点对面式的大众化传播已经失去传播优势，而新兴媒体的点对点、强交互、跨时空等特点使其影响力不断提升，挤压着传统媒体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新兴媒体虽然在技术、互动、运营等层面显示出优势，但在内容生产上却良莠不齐，虚假新闻和低俗报道丛生，有些甚至在价值观导向上与传统媒体和主流声音相背离、相冲突。
   可以说，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优劣势都很明显，媒体融合时代的机遇和挑战并存。面对新兴媒体的迅速崛起和媒体格局的结构性变化，传统主流媒体需要适应变化，摒弃故步自封，积极主动地借助新兴媒体的传播优势，与其展开良性互动，并在全媒体平台上开展探索创新，让主流声音在媒体融合的新环境中更加响亮。
   近些年来，在中央的部署和指导下，中国主流媒体的媒体融合发展进入快车道。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对新形势下如何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做出了具体部署。《意见》首次提出要建设新型主流媒体和新型媒体集团，构建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2018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意见》，明确而又具体地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作出部署要求。中央意见出台后，中央与地方主流媒体加快融合步伐，积极探索新型主流媒体建设新路径。在中央主流媒体层面，通过推进媒体结构调整、创新媒体运营机制、研发全新媒体技术、打造新型内容生产系统、制作融媒体内容产品等，不断推进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在地方主流媒体层面，积极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助力新型主流媒体在基层的创新发展。

中国主流媒体面临的新形势

   在新环境下，中国主流媒体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形势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深刻影响着中国主流媒体的内容生产与创新发展。
   （一）政治新形势：展现负责任形象 
   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局部战争与冲突依然不可避免。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的政治博弈也不断凸显，比如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世界性问题。当今的国际政治呈现多极化和大国之间相互博弈的基本格局，美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在短期内不可撼动。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崛起，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一极，不断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新形象，积极贡献着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如推动“一带一路”、“亚投行”建设，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办众多有影响力的国际活动等。

但在意识形态博弈、国际舆论战中，中国却处于不利和被动的局面，迫切需要在国际传播中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因此，让中国主流媒体在建构公正合理世界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让中国主流媒体声音更强大，将是中国主流媒体在内容生产创新发展中的重要着力点。
从国内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向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迈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进程中，需要更加凝心聚力，需要更加增强政治感召力。同时，中国还面临着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压力，面临着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此外，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老龄化和“00后”成年所带来的代际间转型问题、价值观冲突、阶层冲突等问题也是中国目前面临的重要政治考验。因此，中国主流媒体需要更加自觉地担负起政治责任，主动适应和满足国家发展战略目标需求，旗帜鲜明地弘扬主旋律，彰显主流价值，通过内容生产创新以坚定“四个自信”、提升全国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经济新形势：转向高质量发展 
   经济新形势体现在内外两大层面。对外，在中美贸易争端等问题上，中国面临复杂的经济形势。对内，中国面临产能过剩和新旧行业转型问题。同时，贫富差距增大、分配不公等问题依然掣肘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主流媒体需要引导人们正确判断经济总体形势，破除猜测性和负面性言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比如，新冠肺炎疫情属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同时严重影响经济环境。在疫情情势趋缓后，需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才能保障基本民生和经济稳定，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 
当前国家之间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竞争，主要体现为自主创新能力之争。中国如今已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但自主创新能力依然不足，长期依赖规模性增长，需要去低端产能、高能耗产业，寻求新的产业增长点，在新材料、新能量、新行业中开拓新的发展空间，以新发展理念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新形势下的经济发展。对于中国主流媒体而言，也需要在新形势下寻找新的增长极，借助新兴媒体和高新科技以实现创新发展。
   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目标也从重速度指标转为重质量指标。对于中国媒体而言，以往的数量规模红利已成过去，单纯依靠数量规模的粗放式发展也不能适应新的发展情势。因此，向着追求高品质、高水准的集约式之路迈进，才是中国主流媒体的必由之路。
同时，新科技的发展也在深刻影响着经济形势变化，移动化、智能化的新科技趋势深刻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经济生活。特别是人工智能和移动互联的更新换代、真人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复杂关联等因技术而生的全新因素，使得科技作为核心竞争领域的态势不可逆转。主流媒体本身就是高科技的产物，在新形势下更需要处理好科技与人文的关系，既顺应科技潮流变化，积极跟进和创新应用高新科技，又不为科技所控制，让科技更好地服务于媒体内容生产。
（三）社会新形势：追求美好新生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历史性变化，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虽然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准普遍有所提高，但依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主要是因为人们有了更高的美好生活需要。当今中国社会的中等收入群体在不断增多，人们的思想价值、态度行为等也产生了较大变化，包括生活观、养老观、育儿观、婚恋观等方面都发生着新的转变，并且极易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
   中国社会在转型期的阶层分化问题日益显著。以社会群体多种多样的差异要素进行划分的群落越来越多，如以收入状况划分的高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还有按教育程度、社会声望、生活品质等指标的划分等等，而人们越来越频繁热络的社交媒体接触和应用，也加剧了各种各样群落的产生。每个阶层、每个群落都有自身的价值诉求、利益诉求，也有不同的话语表达、媒介表达，使得中国的社会景观和媒介景观更为多元复杂，也更增加了主流媒体传播主流价值和主流声音的难度。
   因此，面对众多的社会变化，中国主流媒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以更加丰富多彩的内容和更为贴近民心的表达，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一方面，要以丰富的内容生产提供民生内容供给，直面就业、收入、社保、住房、医疗、教育、养老、交通、生态环境等老百姓最为关注的领域，更好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
另一方面，还要通过引领社会正向价值、揭露不良现象、监控社会环境等，回应和满足人们对社会民生议题的关切。而在舆论监督和负面新闻报道方面，还要特别注意舆论引导的时机、节奏、策略等问题，“要抓住时机、把握节奏、讲究策略，从时度效着力，体现时度效要求”，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握传播的时机、节奏和策略，导致发声不足或过密，都可能引发社会矛盾和问题。
   （四）文化新形势：提升文化软实力 
   中华文化本身拥有绵延不绝的强大生命力与博大精深的丰富资源，但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中华文化对外显得缺乏活力，对内则缺乏足够强大的内生性文化认同和文化凝聚，造成文化主体性意识薄弱等问题，总体上讲就是缺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导致精神缺钙。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中国的文化自信心和文化软实力都必须得到提升。

   文化不自觉主要体现在：注重眼前享受和利益，没有意识到文化对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对其深层次的认知不够，甚至对传统文化没有敬畏感，随意加以破坏。文化不自信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极端自卑，以中国对人类贡献的显示度不高为由，认为西方文化什么都好、中国什么都不好；二是极端自负，以缺乏真实依据的想象或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来掩盖当今文化的缺失。因此，从民族和国家的视角出发，中国文化应呈现出生动活泼、丰富多彩、蕴含丰厚的景观和状态，真正与中国的大国地位相匹配，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支撑。
   习近平曾指出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对于文化而言，就是要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努力实现创新发展。文化自信是国家和民族自信心的重要基础。对于中国主流媒体而言，文化自信从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当代文化中来。传统文化主要指中华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文化，革命文化主要指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文化，当代文化主要指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对于传统文化，需要区分其精华与糟粕，要传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摒弃其落后的成分，并在新的环境中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革命文化，需要区分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既要善于总结成功的、正面的经验，又要规避错误的、负面的教训。对于当代文化，需要区分其历史性和现实性，既要考虑其历史依据和演变，又要兼顾其现实基础和影响。
   从文化的种类来看，在中国主流媒体的内容生产中还始终包含着主流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始终在对主流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着协调、平衡和拿捏。
如今，中国老百姓的文化需求越来越丰富，并向着开放、透明、多元的方向迈进。在中国主流媒体的内容生产过程中，既需要坚持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又要满足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表达，并兼顾地域文化和特定群体的文化等，以此建构一个和谐共生、健康而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文化生态。